楚天湘水所連接的湖南和湖北，是荊湘文化的發祥地，也是古代楚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兩地同祖同根，接山連水，而古往今來，兩地誌士仁人的集會、寄寓、交流、融通，則飽含“原非異土；好話家山”的獨特家國情懷，這種情懷寄托在獨特的會館文化中積澱醞釀，從而被長久記憶、廣為傳頌，這在位於武漢的漢口長沙會館的諸多楹聯作品中可見一斑。漢口長沙會館（當地老人稱之為湖南會館），係當年湖南同鄉在漢口集會或寄寓之處所，建於清道光( 1821 一1850年) 年間，武漢解放前夕解體。漢口長沙會館興建於清朝統治進入晚清（1840年—1912年）時代的交疊期，而晚清時期，正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也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形成時期。這期間，湖南湖北地區湧現出大批仁人誌士，同時荊湘大地也是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經濟潮流興起和發展的熱點區域，我們從漢口長沙會館的楹聯作品中，能夠讀到與時代洪流息息相通的故鄉與異鄉、曆史與當下、民族與國家的無數歎慨與希冀，令人歌哭不勝、懷想不盡……在眾多社會名流及文人墨客所題的漢口長沙會館聯中，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當推湖南安化陶文毅所題之聯：隔秋水一湖耳，看岸花送客，檣燕留人，此境原非異土；共明月千裏兮，記夜醉長沙，曉浮湘水，相逢好話江山。這副被近代學者、湖南慈利吳恭亨先生譽之為“其佳在四周圍故事搬演生成，如金之鑄，如嶽之鎮。”的聯作，原載福建長樂梁章櫃( 1775一1849 年) 著《祖聯叢話》。 聯語起句便將湖南湖北兩地距離拉近，僅隔洞庭“一湖耳”，不管是“岸花”的“送”，還是“檣燕”的“留”，無非是在一家之域，此地本就不是“異土”嘛。而下聯，在上聯的鋪墊之下，雖剪取“長沙”、“湘水”之風物而“好話家山”，但如此“家山”又焉能分得出故鄉異鄉呢？！在所有楹聯作品中，有一副聯不得不提，那就是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一的湖南湘陰人左宗棠( 1812 一1885年)的題聯，聯雲：吳恭亨先生言此聯“亦流麗可喜。蓋文襄時以討叛正西征，故有對幅。”在此聯中，我們字麵上看到是中興名臣在此地托物寄情、懷古思鄉，但從“卅年作客，黃沙遠塞”的字裏行間，卻能隱約看到這位從湖南走出去的晚清重臣“平定陝甘、收複新疆、建設西北、興辦洋務”上下奔走的“作客”生涯，由此進而聯想到晚清到近代風雨如晦而又波瀾壯闊的中華大地，而這一切，在這比鄰而看的他鄉會館中，被遙望著湘楚故裏的左公，又化作鄉思，吟入江城的“落梅”之中……遠與近、巨與細、古與今、家與國，交織融彙，怎能不讓人生出歎慨無憑、俯仰無端的蒼茫之情呢？！此外，在所有楹聯作品中，還有一副分量十足，那就是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譚嗣同的嶽父李篁仙先生撰寫的聯作，聯雲：麓山之巔，湘水之濱，攜劍倚蒼茫，數前朝梅將功名，蔣侯威望；武昌以西，漢陽以北，憑欄瞰風物，想故國定王台榭，賈傅祠堂。吳恭亨言此聯“雖雄勁不足，而處處能顧定長沙二字，亦為語無泛設。”此聯雖如吳公所言“雄勁不足”，但內容卻飽滿渾厚、意旨深遠，充溢著李公對於故鄉地靈人傑的自豪之情和對民族前途的寄望之心。上聯中，“麓山”、“湘水”點出故鄉風景特質，“梅將功名，蔣侯威望”句中的湘楚雄傑名將梅鋗、名侯蔣琬，雖是前朝人物，但卻為湘楚大地帶來名譽聲望；下聯，把視角拉回到現實，“武昌以西，漢陽以北”，切合會館之地，但更像是設定了一個曠覽時代格局廣闊視角，在這個視角下，眼前的江山風物到底如何呢？李篁仙(1825-1894)，一生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風雨飄搖的晚清時期，其時國事衰微，內有反抗頻仍，外有列強覬覦，眼前之局怕是很難如李公之意。眼前的不如意，自然會促使李公把目光再投放到前朝之盛，代表著時代輝煌的“定王台榭，賈傅祠堂”的故國便成為了李公寄寓理想與希冀的托附之物，而重現輝煌之盼，則更見其深沉的愛國情懷。由此聯想到，為民族覺醒變法就義的其婿譚嗣同和自號“臾生”的其女李閏，夫婦充塞天地的浩然之氣，也應是門風承繼，足以令世人感泣。清代是楹聯創作的高峰期，也代表著楹聯創作的最高水平，而這其中，動蕩變幻的時代格局和風起雲湧的社會潮流，正是創作給養的現實來源，“國家不幸詩家幸”同樣可以演繹到楹聯創作領域。而漢口長沙會館的楹聯內涵所投射的，正是這樣一種家國情懷所帶來的強烈感染力和強大生命力，它成為一個時代的偉大記錄，更成為世代不應遺忘的一種民族記憶和精神瑰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