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是魏晉名士，主要生活於曹魏時期。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而侄子阮鹹則與他同列“竹林七賢”，並稱“大小阮”。阮籍博覽群書，才華橫溢，且長得容貌魁偉，一表人材，生性不羈，追求真我，但也懂得適時隱忍，喜怒不形於色，所以他在那個“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時代得以幸存下來。阮籍做事慣於全身心投入，看書也好，遊山玩水也罷，總能沉醉其中，自得其樂，尤喜莊老之學，彈琴長嘯，喝酒作詩，無所不能。

他本來也是胸懷大誌，怎奈魏晉之際，政局多變，為求自保，不得不酒隱人間。論喝酒，他倒真喝出了一般人達不到的境界。權臣司馬昭為了籠絡人心，曾想納阮籍之女為兒媳婦，結果他連醉六十天，讓來人根本說不上話，最後隻能不了了之。鍾會也三番五次問他對時事的看法，本想因言以治罪，阮籍同樣借醉得免。聽說步兵廚營人釀得一手好酒，且藏酒甚豐，阮籍主動謀職步兵校尉，天天酩酊大醉。更誇張的是，生性至孝的他，母親去世時，正與人下棋，他堅持要與對弈者下完，然後一口氣喝了二鬥酒，一聲哀號，吐出幾升老血。及至下葬之際，又喝了二鬥酒，又是摧肝搗肺的一聲哀號，又吐了幾升老血，把自己搞得哀毀骨立，直教聞者傷心，見者垂淚。想來喝酒也是需要天賦的，阮籍體內的解酒酶一定很發達，否則，這麼個喝法，早把自己給喝死了。

雖然不拘禮教，放浪形骸，但阮籍心思其實十分縝密，大是大非問題上，他清醒得很，所以平日“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晉書》），讓人抓不住他的把柄。他也先後擔任過尚書郎、參軍、關內侯、散騎常侍、東平相，乃至大將軍從事中郎之類的官，但無論是他勉強應召、被迫出仕也好，刻意酗酒、稱病辭職也罷，都無非是為了避開權力的風暴眼，不違本心，遠禍全身。他內心很憋屈，充滿矛盾、痛苦與悲憤，隻能通過喝酒、彈琴、作詩、長嘯等方式來解壓釋懷。他蔑視禮法，對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而對雅如嵇康者，則見以青眼，這何嚐不是對道貌岸然的統治階層的有力諷刺？一句“禮豈為我設邪”可謂看透了當時禮教的虛偽本質。他的種種看似荒唐之舉，比如獨自駕車，信馬由韁，途窮之際，痛哭而返；或者醉臥當壚賣酒的鄰家少婦身邊，彼此不嫌；又或放聲長歎“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其實也正是他“外坦蕩而內淳至”的赤子本色之體現。

《首陽山賦》是阮籍的一篇辭賦佳作，據賦前小序交代，賦文創作於正元元年（254年），當時他正擔任大將軍司馬師的從事郎中。這一年堪稱多事之秋，先是中書令李豐聯合幾位官員試圖發動政變，廢除司馬師而改立夏侯玄為大將軍，可惜事敗，數人皆被司馬師誅殺並夷三族。繼而張皇後被廢，皇帝曹芳也被廢為齊王，高貴鄉公曹髦被立為傀儡皇帝，改年號嘉平為正元，司馬氏大權獨攬，而曹氏政權已風雨飄搖，接近尾聲。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阮籍寫下了此賦。至於首陽山到底在哪裏，曆來有不同的說法，甘肅說、陝西說、河北說、山東說、河南說、山西說等等，似皆各有所據。有學者結合史實及漢魏以來眾多名士所作的首陽山詩文，根據裏麵描述的首陽山地理環境與方位綜合考量，認為河南偃師的首陽山才是真正的伯夷、叔齊餓死之地。毫無疑問，阮籍賦中所說的首陽山，也是指此，彼時，他正在洛陽的大將軍府任職，能夠於南牆下北望的，舍此無他。

賦文開篇寫道：“在茲年之末歲兮，端旬首而重陰。風飄回以曲至兮，雨旋轉而瀸襟。蟋蟀鳴乎東房兮，鶗鴂號乎西林。時將暮而無儔兮，慮淒愴而感心。”

在歲末某月上旬一個風雨飄搖的傍晚，蟋蟀鳴叫，杜鵑哀啼，凜冬將至，眾芳搖落。寥寥數句，可謂因境起心，情景交融。這也是對當時險惡政治環境的影射。作者身披係帶斷絕的蓑衣出門，一邊遐想一邊歎息，想要將自己的衣冠整頓一下吧，卻遭到眾人的嘲笑，這讓他內心又平添了幾分舉世無儔的孤寂。身懷高潔的他終究還是羞與眾人為伍，選擇了遺世獨立的姿態。他抬頭遠眺首陽山，看到了雖然茂盛卻東倒西歪的樹叢，這不正是凡夫俗子的醜行媚態麼？“下崎嶇而無薄兮，上洞徹而無依。鳳翔過而不集兮，鳴梟群而並棲”，首陽山的景色在作者眼中一點都不美好，崎嶇不平，土石裸露，因為沒有嘉木，鳳凰飛過也不會選擇棲息，隻有成群的梟鳥聚集，足見生存環境的惡劣，這不正是作者身處的那個社會時代的真實寫照嗎？

接下來，作者對伯夷、叔齊的評論也是大膽而一針見血的。“颺遙逝而遠去兮，二老窮而來歸。實囚軋而處斯兮，焉暇豫而敢誹？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采薇。彼背殷而從昌兮，投危敗而弗遲。此進而不合兮，又何稱乎仁義？”鳳凰高飛後，隻剩伯夷、叔齊二人窮途末路來投奔，想想你二人本是商臣，為了避紂才來投奔西伯，好不容易安頓下來了，又要阻止武王伐紂，阻止不成，竟不食周粟，采薇而餓死，這仁義的觀念何以如此矛盾？“肆壽夭而弗豫兮，競毀譽以為度。察前載之是雲兮，何美論之足慕”，你們不顧死活，一味追求後世清譽，賤生而貴名，從道家的角度而言，何嚐不是“烈士殉名”的功利之舉呢？看看古賢對你們的讚美，真那麼值得羨慕嗎？如果說道之所往在於清虛靜默，不求聞達，那又何必作歌以自顯其賢呢？與其激憤發聲，倒不如致虛守靜的好。賦文末句不止是對夷齊二人的品評，也是作者以此自勉啊！

伯夷、叔齊確如孔子所言，不念舊惡，但它真的可取嗎？值得商榷。好比同樣是報怨，世人多認為一定要以德報怨，或者以直報怨，抑或以怨報怨，其實都失之以偏，其實采取什麼樣的報怨方式，是需要因時、因地、因事、因人而異的。對那些後果輕微的無心之過，不妨大肚包容，而對那種蓄意而為的犯罪行為，則必須嚴懲，過多的寬容就是在縱容，對惡人的仁慈，就是對善良的殘忍。道德仁義是一種自律，適用於誌行高尚的人，當一個人無法做到自律時，空談道德仁義已沒有任何作用，那就隻能通過強製性的他律來進行約束。微子、箕子和比幹，這殷末三仁的下場不就可以說明問題麼？筆者曾作詩雲：“箕子佯狂微子隱，三賢異路不違仁。隻憐德義多愚弱，無礙昏君盡害臣。”夷齊固然有其高風亮節之處，比如謙讓王位，但不食周粟的邏輯是有問題的。既然已是周朝的天下，粟固然是周粟，首陽山上的一草一木不也都屬於周嗎？土是周土，木是周木，水是周水，薇也是周薇，連空氣都是周的，若按此潔癖，何必再采薇而食，直接消失得了。其實二人要做的，隻是不仕周朝，不食俸祿即可。對此，筆者亦曾有詩詠及二人雲：“常棣相謙確是賢，惜君迂腐實堪憐。果言害義餐周粟，何必采薇共戴天？”

至於夷齊二人反對的以暴易暴，同樣要辯證看待。縱觀曆史，從黃帝時代就早已經開啟了武力爭奪天下、“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局麵。後世炎黃子孫大都“子承父業”，沿襲了暴力奪權的思維慣性和建國模式。即便所謂的“禪讓製”，充其量也隻是帶有世襲色彩的“內禪”。按照司馬遷的說法，“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也就是說，帝位傳來傳去，也無非是在黃帝的同姓血族之中流轉，子賢則傳子，子不賢則於同族之中擇其最賢明者立之。至於堯舜禪讓，不僅孟、荀、韓非等多有質疑，梁啟超更是撰有《堯舜為中國中央君權濫觴考》一文。在他看來，自黃帝至大禹，是“豪族帝政”時期，等到大禹憑借治水大功而震懾天下，君權已趨雄強，“禹傳子，家天下”的君主世襲製格局自然順勢拉開了帷幕。一如筆者從前詩雲：“堯傳虞舜舜傳禹，舜讓丹朱禹讓均。世襲誠無萌蘖者，如何兩帝力辭身？”至於三代以下，朝代更迭，更是罕有不通過武力或者以暴力為基礎相要挾來進行奪權的。歸根結底，後天人性多欲，本兼善惡，世俗社會，純粹道德不足以治世，自律與他律，相輔相成，黃老之學所主張的“刑德並用”，或許才是最對治於大眾人性的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