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社會的變化可謂日新月異，這為對聯文學在前人基礎上進行突破提供了前提。那麼，從對聯界近四十年的實踐經驗中，我們是否能找到幾個維度，結合一些有價值的案例，使聯友們在以後階段的對聯文學實踐中自覺地進行突破性的嚐試呢？我這裏舉例性地講幾條，供大家參考。當代社會生活的豐富程度，應該說是遠超古人的。這為對聯文學的題材拓展提供了充分的條件。我舉一副本屆“中國百詩百聯大賽”的獲獎作品為例。安徽合肥的鮑餘華先生這次得了三等獎，他的作品是《題農民建築工》：農民建築工作為一個數量龐大的群體是改革開放以後形成的。為這樣的群體撰聯，我以前沒有見到過。此聯不但關注到了這個群體，更寫出了這個群體的心聲。我想這副對聯之所以能夠獲獎，其在題材拓展方麵的大膽嚐試一定是“與有力焉”。我甚至認為，這方麵的意義超越了獲獎本身的意義。中國四十年的改革開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這種解放對於傳統文化既有衝擊，也是機遇。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必然產生不同以往的思想，更何況，中、西方的文化思想都在不斷發展中。這為對聯文學創作主題在古人基礎上有所升華提供了源泉。例如四川賈雪梅女士所撰《賀莫非得子莫大真民》：詩骨自頑，筆花猶豔，與賀玉樹新栽，從頭起二十年事業；生斯邦國，結此塵緣，未期蟾宮獨步，願兒作一輩子真人。上聯從祝賀友人得子的角度入手，緊切友人詩聯家、書法家的身份，表達美好祝願。下聯從對孩子的期望的角度來立意構思，特別能發人深省。“未期蟾宮獨步，願兒作一輩子真人”，對孩子的這種祝願，自然可以看作是對“傳家有道惟存厚，處世無奇但率真”的傳統理念的繼承，但誰又能說不是包含著知識分子放眼看世界之後的堅守和希冀呢？這樣的作品、這樣的情懷應該是值得當代聯壇給予更多關注的。在主題升華方麵，我也做過一些努力。比如，大約七年前，中國楹聯學會約我為鍾雲舫撰聯。我想，為鍾雲舫這樣劃時代的對聯大家作聯，一定會激起廣大聯友的興趣。怎麼能寫出與眾不同的作品呢？我考察了鍾雲舫的生平，發現他不但是“長聯聖手”，詩文高手，而且是一個頗具現代意識的教育家和思想者。他的作品表達的感情的總基調，是身處晚清“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背景下一位清醒的知識分子的無比悲憤。我想，如果能從這樣的時代背景中，去挖掘鍾雲舫的獨特價值，也許在主題表達方麵能有所升華。於是我寫了這樣一聯：較太白更懷憂憤，比少陵尤顯崢嶸，信知司馬是前身，煉獄中鑄成雄筆；金甌九萬裏多虞，變局三千年未有，誓作啼鵑醒漢胄，涅槃處奮起神州！此聯發到網上後，有些聯友認為此聯在立意方麵有所超越，但我自知這種嚐試還粗淺得很。要使對聯文學在主題上有真正質的提升，還有待更多有識之士不斷探索。在中國傳統格律文學中，對聯是最晚成熟的品種。這使得對聯可以吸取其他各種文體的養料為我所用。在晚清時期，就已經形成了各種語體風格的對聯類型，詩味的、詞味的、曲味的、賦味的、古文味的，八股文味的，不一而足。五四新文化運動後，白話對聯又興盛起來。二十一世紀以後，隨著網絡媒體的發展，一些網絡聯家又進行了新的嚐試。我曾在“白藏閣”和“對聯中國”等微信公眾號中讀到過一些風格和語體與傳統對聯完全不同的作品。如：這是署名“孜孜”的網友的作品，題目是《秋思》。全聯呈現的是現代詩的風格。讓人歎服的是，此聯竟然是完全的集句聯。集句的出處分別是：特拉克爾的《在秋天》；李金發的《溫柔》；歌德的《幸福的憧憬》；歌德的《中德四季晨昏雜詠》；拜斯的《流亡》；阿波裏奈爾的《密臘波撟》。這樣風格的對聯也許不能成為對聯的主流，但誰能否定這種嚐試的意義呢？
對聯文學的進一步繁榮離不開廣大對聯工作者的不懈努力。當然，對聯工作者是個籠統的稱呼，其中包括對聯的創作者、理論研究者、活動組織者等等群體。但既然與對聯打交道，掌握基本的對聯理論知識應該是完全有必要的。那麼，該從哪些方麵去著手呢？下麵，我也簡單談談個人的建議。對聯最基本的規則，無非就是對仗和平仄方麵的要求。但就是掌握這個最基本的要求，在當前還須狠狠補課。例如，近年高考試題中，常常出現有關對聯的試題。這對於對聯界來說，本來是令人鼓舞的——對聯終於成為高考這根指揮棒上的元素了。但當我們仔細審查這些相關試題及其標準答案時，又不由得頗為沮喪。請看：二〇〇八年重慶高考試題中，要求考生以新聞報道中“奧運祥雲火炬登頂珠穆朗瑪峰時出現白雲和彩虹”為內容，撰寫一副對聯。其所給出的標準答案是：上聯以仄聲收尾，下聯以平聲收尾，這是對聯最基本的平仄要求。但這個所謂標準答案卻是“平起平收”。至於所謂句中平仄，更是全無講究。如果是考生寫出這樣的對聯，倒也可以理解，但作為參考答案，則無論如何是不適合的。⒉了解古代對聯理論，辯證分析古今對聯理論的優劣異同和適用範圍，從中找出能夠切實促進對聯文學發展的理論因子，加以提煉和論證，以免為西方語法理論所囿而導致評析對聯時膠柱鼓瑟。這方麵的問題更值得對聯理論工作者進行深入探討。不妨也舉一例。清代大學者阮元曾經為杭州貢院作了一聯：此聯意境優美，可算傳世名聯。但當代有位對聯研究者卻將之列為“病聯”，其依據是：因“言”是名詞，“笑”是動詞，這兩個詞性不同的詞又處在相同的句子成分位置，此聯失對。看到這個評價，我不禁想：難道一百多年來公認的傳世名聯竟然真的“失對”了？何以一百多年來竟然沒有其他的對聯研究者提出這個問題呢？於是我的心中出現了一個大大的問號。後來我讀到了湖南益陽孫則鳴先生的《〈民國名聯三百首〉詞性異同統計報告書》，中間有這樣的結論：“本人詳細分析了《民國名聯三百首》，不遵守‘詞性一致’的對聯達二百六十六副之多，占百分之八十九。我這才認識到，原來真正有病的並非這些名聯，而是用‘詞性一致’這條‘鐵律’苛求古人作品的做法。”根據孫先生的提示的方向，我發現古人評判對仗與否根本不是以“詞性”是否一致為標準，因為在一八九八年馬建忠根據西方語法體係寫出中國第一部現代語法專著《馬氏文通》之前，國人根本沒有“詞性”這個概念。古人評判對仗的根據是傳統“字類”理論。關於字類的劃分，明代的《對類》中論述，字之有形體者謂之實，字之無形體者謂之虛。而虛字則有死有活。死字是自然而然的，如高下洪纖之類；活字是使然而然的，如飛潛變化之類。當代學者孫則鳴先生對之進行了研究，作了較簡易明白的解釋：“表人和事物名稱的字為實字，可簡稱名物字，與之相對的非名物字即為虛字。動態的非名物字為活字，靜態的非名物字為死字。”《對類》中的死字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死字包括了實字和虛死字，狹義隻指虛死字。如果隻取死字的狹義，則虛實死活四大字類落實到對偶法則之後，實際上隻有三個類別了，即：實字、活字和死字。所謂字類相當，根據《對類》設定的原則，就是：實字對實字，活字對活字，死字對死字。例如，杭州西湖嶽墓前懸掛有一副傳世名聯：其中下聯的“白”和上聯的“青”對應，都屬於死字，“山”和“鐵”對應，都為實字，“鑄”和“埋”對應，都是活字。其餘對應位置的字也是同一類的。這副對聯在對仗方麵可以算十分規範了。上述“字類相當”的表述，其來源是我國本土的理論。而當代很多對聯理論著作，在論述對仗規則時，更常用的標準是“詞性一致”和“結構一致”，明顯是受西方語法影響而形成的。與“兩個一致”理論相比，“字類相當”更切合對仗語句的實際。王力先生在一九五五年撰寫的《關於漢語有無詞類的問題》一文中明確否定了自己早年提出的對仗須“詞性一致”的觀點，而認為對對子實際是概念對概念，而不是同類的詞相對。至於“結構一致”，古代對仗理論中自然也是不可能提及的。從實踐方麵看，古人寫的對仗句雖有符合“結構一致”的，但不符合的情況也經常出現。比如韓愈的五言排律《精衛填海》中“口銜山石細，心望海波平”是全詩的第四聯，是要求對仗的。但是“細”字是修飾語後置，“山石細”等於“細山石”；對句則是一個遞係句：“心裏希望海波變為平靜”。我們可以倒過來說“口銜細的山石”，但不能說“心望平的海波”。類似的情況還可以舉出不少。如杜甫的五律《月夜憶舍弟》中的頷聯“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上聯“從今夜”是介賓短語作狀語，下聯則沒有這樣的結構與之對應。孫則鳴先生對於詩歌和對聯史上兩部經典選集進行了統計，發現《民國名聯三百副》及《唐詩三百首》五七律中頷聯和頸聯的對仗情況是，前者中完全符合“詞性一致”的作品僅占百分之十，後者中完全符合“結構一致”的作品還不到百分之十，如此低下的吻合率足以證明，古人絕對不可能按照“兩個一致”寫作對仗句。對仗規則的核心要求，隻能是“字類相當”。利用這種對仗法則，無須考慮語法功能，純看字義，連小學生都可以輕鬆掌握。古代小孩子發蒙不久就可以寫出合格的對子，就是明證。至於對仗中的“工對”，則在“實對實、虛對虛、死對死、活對活”的基礎上還有更嚴格的要求。這就是字的“小類相當”。明萬曆年間唐居子編的《對類正宗》將字類細分成十九門，即十九小類，分別是天文、地理、時令、人物、鳥獸、花木、人事、宮室、器用、飲食、衣服、身體、文史、卦名、幹支、數目、珍寶、彩色和通用。如果要形成工對，則基本要求是使對應的兩個部分的字，出於以上劃分的同一個小類。即“天文”對“天文”、“地理”對“地理”、“時令”對“時令”……一副對聯的對仗的工整程度，依組成對聯各對應部分“小類相當”的程度而定。我們再回頭看阮元的那副對聯，按照現代語法分析，上聯“言”確實是名詞，下聯“笑”確實是動詞，說其詞性不一致，這個判斷是準確的。但清代學者張廷玉主編的《駢字類編》中，則明確將“笑”和“言”歸入“人事”門，不但能形成對仗，而且是工對。我們不妨再引孫則鳴先生《弘揚古法是完善對偶理論的必由之路》一文中的一段話，供大家進一步思考：“詞性”理論一直是當代評判對聯是否合律的標準。但“詞性一致”的要求使得古代偶句千姿百態、靈動飛揚的藝術風格退化了。這種違背藝術規律的舉措，培養出隻會寫貌似工整的“死對”的一代人。孫先生此論或許不無偏激之處，但頗能引人思考。在這裏，孫先生對於多年以來存在的僵化運用“詞性”理論所造成的弊端進行了一針見血的批判。但如果您研讀孫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論古今對偶形式理論發展史的三個階段》，則會發現，他對於“詞性”理論也不是全然否定的。該文引用了餘德泉教授在二〇〇八年呈交中國楹聯學會的關於對仗規則的意見：字類相同者可以相對；詞性相同者可以相對；語法作用相同者可以相對，並表示了讚賞之意。鑒於當代語文教育一般僅僅涉及“詞性”、“結構”等現代語法知識而普遍缺乏“字類”相關理論的研究和傳播的現狀，孫則鳴先生認為：古法新法平權互補，是完善對偶理論的有效途徑。這種古今互補包容的態度，使對仗不再囿於“兩個一致”，應該是有利於對聯創作進一步繁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