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衡，這位南陽籍的東漢名士，與司馬相如、揚雄、班固等並稱“漢賦四大家”，他模擬班固《兩都賦》而創作的《二京賦》，精思傅會，十年乃成，是傳世的辭賦名篇。但其實他真正廣為時人所知的，還在於他所取得的科學技術成就。據《後漢書·張衡列傳》記載，出生於世家望族的他，從小通曉五經六藝，“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曆算”。更為難得的是，“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可以說，無論從天賦還是性情來說，他都是一個非常難得的讀書搞研究的好苗子。他發明的候風地動儀，製作精巧，能夠準確覺知地震發生的方位，驗之如神，名震古今，這在小學課本上，已經作了十分生動的普及。因為在科學方麵做出的卓越貢獻，他被後世尊為“木聖”（即“科聖”），為“南陽五聖”之一。月球上有以他命名的環形山，太陽係還有以他命名的小行星，這樣一個有著深厚人文情懷的理工男，或者說這樣一位被科學事業耽誤的文學家，真的是牛出了天際。不得不感慨，像他這樣文理兼備而不偏廢的人，曆史上絕對是鳳毛麟角的。

然而，就是這麼一個標格清奇、品學兼優、“數術窮天地，製作侔造化”（崔瑗語）的奇才，卻很難在仕途上一逞其襟抱。他的一生，跨越了從章帝到順帝等六任皇帝，從一開始的郎中、太史令，做到後來的侍中、河間相，乃至尚書，從官職上而言，不能說卑微，但是就抱負而論，也說不上得遇。主客觀的因素都有，“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後漢書》），他淡泊名利，秉性忠正，不喜歡、不善於更不屑於去鑽營，他在《應閑賦》中更是寄語明誌道：“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這是他主觀的原因。另一方麵，這一時期的東漢，幾位皇帝多英年早逝，最短命的殤帝，去世時還不滿周歲，加之宦官和外戚幹政日益嚴重，章、和二帝之後，國力盛極而衰，朝政日益腐敗，每況愈下，這是客觀形勢。張衡為侍中時，順帝“嚐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己，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閹豎恐終為其患，遂共讒之”，宦官之做賊心虛和囂張肆虐，可見一斑。張衡詭對，不敢犯怒明言，固然懂得明哲保身，但這皇帝也是，問這種敏感問題，為什麼非得當著眾人的麵？不會私下召見麼？也許有意為之，或者太傻太天真。在這種江河日下的環境裏，能夠獨善其身，而不隨波逐流，已經是相當難得了，想要憑一己之力，挽狂瀾於既倒，則近乎癡心妄想。更何況，張衡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已經盡了進諫警示勸勉的職分。而他在河間相的任上，麵對“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為不軌”的混亂局麵，能夠“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奸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為政理”（《後漢書》），這說明他還是頗有執政能力和水平的，而非純粹的書生意氣。至於他內心的抑鬱和真實想法，則更多隻能在其《思玄賦》《骷髏賦》和《歸田賦》等諸多文學作品中排遣宣泄出來。

《歸田賦》是張衡寫的一篇抒情小賦，從內容來看，當是其晚年之作，因仕途不如意，而欲歸於田。張衡少無俗誌，本就不戀權位，早在《應閑賦》中，就有句雲：“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換言之，他認為自己的出仕，也無非是“朝隱”。他在《思玄賦》中有“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曆陵之欽崟”之句，在《骷髏賦》中同樣表達了其對世俗的厭倦，和對“遊目於九野，觀化乎八方”的向往，包括晚年的上書乞骸骨，他的超脫是深入骨髓貫穿一生的。他本身做的學問研究就是宏觀領域的玄元之道，通於陰陽變化，視野開闊，格局高遠，加之在經曆了政治的殘酷和仕途的險惡之後，早已經看透塵世的蠅營狗苟，連“朝隱”的必要也沒有了，向往歸田無非是求得一方清靜而已。

賦文開篇寫道：“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前兩句既是能力的自謙，也是心跡的自陳。“俟河清乎未期”，說明作者對於世事已經感到絕望，與《思玄賦》係詞中的“俟河之清隻懷憂”同義，相互印證。“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作者借燕人蔡澤鬱鬱不得誌之際請唐舉相麵的典故，寄托自己內心懷才不遇的感慨。一句“諒天道之微昧”，與其作《思玄賦》時，“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也是異時同慨。這些都正好可以含蓄地說明作者歸田的原因。

在作者的向往中，理想田園生活的自然景觀應該是這樣的：“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鶬鶊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於焉逍遙，聊以娛情。”樹木叢生，百草豐茂，好鳥相鳴，嚶嚶成韻，這是一種“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的輕鬆與愜意。當此之時，作者可以盡情享受高歌長嘯和仰射俯釣的諸般樂趣，正所謂：“龍吟方澤，虎嘯山丘。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鉤。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沉之鯊鰡。”和廟堂中處處掣肘如履薄冰的工作環境相比，田園是可以擁有自主權的生活場所，在這裏，他可以享受身心的自由和解脫，“極般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

但作者並未因此而完全放任自我，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多年的人文修為，早已在他內心建立起一條不偏不倚、過猶不及的中道法則。於是，“感老氏之遺誡，將回駕乎蓬廬。彈五弦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老子的什麼遺誡呢？大概是“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等逸豫亡身之類的警示。有鑒於此，作者在適度的遊樂之後，回歸到住所齋室，彈起五弦琴，深研古代典籍，練書法，搞創作，開始了諸般修身養性的室內活動。可以說，他的隱逸生活，是內外兼修，自然與人文並重的。

從張衡的人生經曆和知識結構來看，他受儒道文化影響頗深，或者說，某種程度上，他將儒、道、易三者貫通為一。他十分推崇揚雄的《太玄經》，曾經用心鑽研過它，並對崔瑗說：“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關於《太玄經》，略晚於揚雄的桓譚曾經評介道：“揚雄作玄書，以為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製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新論》）桓譚對揚雄也是激賞不已，他頗有遠見，認為《太玄經》其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桓譚論《太玄》，已經點明其融貫儒、道、易三者的傾向，張衡宗《太玄》，無疑繼承並發揚了這種學術主張。至於揚雄，能在生前身後有這兩位知音，也算不枉此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