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流派是文學發展進程中的必然產物，在藝術個性激活之後，人們有了自覺的審美追求。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之間增進了交流，一些意氣相投的作家在創作中互相切磋，有批評，有軒輊，有獨創，有追摹，於是自覺不自覺地形成某種相近的創作傾向、文學理論見解和藝術審美追求、大致相同或相近的風格，那麼這群作家就是一個文學流派了。所以我們很多工具書上給文學流派的基本定義是：是指一定曆史時期裏的某些作家，由於思想傾向、創作方法、審美趣味、藝術風格等基本相似或相近而形成的文學派別。但是，縱觀文學史，風格類型並不是形成文學流派的唯一原因。文學流派的形成十分複雜，或由於師友相承，或由於地域關係，或由於氣質情趣相投，或由於創作方法相近。所以，文學流派是一股有相當勢力的合流，文學流派的形成固然離不開個別傑出的作家詩人，然而更有賴於一個社會群體的集體意誌，往往更為集中、強烈地反映了某個時代、某個地域的社會思潮和更為普遍的集體心理。所以我認為，在文學流派形成中，地域同樣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對於楹聯文化來說，地域性元素甚至超過了流派統係、流派盟主和流派風格等因素。

    一、文學流派研究的不足

一般的說，同一流派的作家有大致相同的創作傾向，文學風格相近，所以論及文學流派成立標準，無不提及風格這一要素，如陳文新先生就認為：“所有流派的成立標準其實是大體一致的，即必須具備三個要素，流派統係、流派盟主和流派風格”，而且他還認為：“流派風格是文學流派的基本標誌，無論是流派統係，還是代表作家的產生，其指向都是獨特的流派風格。”這種流派理論始終影響著文學流派的研究。其實，在中國文學史上，以風格命名的流派在數量上不占優勢，而大多以其他特征命名，如中唐的韓孟詩派，是以代表作家韓愈、孟郊來命名的；花間詞派、江湖詞派則是以總集來命名的；永明體、元和體等則是以流派所處的時代來命名的；明代複古主義的前後七子則是以社團來命名的；還有很多的以題材來命名的流派，如山水田園詩派、邊塞詩派等。以風格命名的流派僅有如豪放派、婉約派等少量的幾個，而且以風格命名的流派，其恰當與否受到質疑的聲音比較多。文學史普遍認為蘇東坡屬於豪放派，但他的婉約詞比豪放詞還多。即使在同一文學流派中，作家的風格也可能有很大的差異。“明七子”之李夢陽和何景明，共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之說。但二人才性和地域迥異，反映到風格上，“李由北地（甘肅慶陽）家大梁（河南開封），多北方之音，以氣骨稱雄；何家申陽（河南信陽），近江漢，多南方之音，以才情致勝”（李維楨《彭伯子詩跋》）。我們目前權衡流派的理論標準，並不完全符合文學流派發展的實際情況。文學史上流派的實際情況，遠比理論要複雜得多，理論研究或許可以總結出幾條簡單的綱要來，但如果想以這幾條綱要來涵蓋所有複雜的文學發展的實際情況，其得出的結論往往偏離了文學史的實際情況。我覺得這正是目前文學流派研究的缺陷所在。

    二、地域因素是文學流派的重要特點

其實，在中國文學史上，有一類流派數量最多，那就是以地域命名的流派。在一定程度上，文學創作受到地域的影響比較大。在中國文學中，最典型的是詩經中的“十五國風”，它實際上就是15個地區的民歌，其風格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清人張泰來在《江西詩社宗派圖錄》中說：“詩派，人之性情也。性情不殊，係乎國土，而支派或分為十五國，而下概可知也。”也就是說，因為地域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文學流派，也可以說，同一地域的作家更容易產生相近的審美情趣和創作風格，進而形成地域特征的文學流派。明清兩代文學流派就呈現出鮮明的地域特色，明代初年就已形成以吳、越、閩、粵、江右五個地域文學流派為主體的文壇格局。明末清初這種文學流派分布，不僅地域特征更為明顯，而且數量超越以往任何一個時期。如江西詩派、茶陵派、公安派、竟陵派、雲間詞派、浙西詞派、常州詞派、陽羨詞派、柳州詞派、桐城派、陽湖派、湘鄉派等，數量非常龐大。

即使以地域命名的文學流派，其成員並非一定風格相近或相似，也並非得有一致的文學觀念，它僅僅是地域性的一個因素，就足以把一群文學旨趣不同、文學風格各異的作家聯係在一起，從而構成一個文學流派，正如朱彝尊在《葉指揮詩序》中所說的：“惟吾裏之詩，影響雖合，取而繹之，則人各一家。作者不期其同，論者不斥其異，不為風會所移，附入四方之流派”。可見，在文學流派內部，文學風格差異也是存在的，尤其是在朱彝尊等浙西詞人看來，風格並非是形成地域性流派的主要因素，反倒是地域性因素在這些流派的形成過程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當然，地域性特征往往與文人交往有關，文學流派成員之間的交往也多以社群為中介，大多是在社群組織的規定下，在某一實地開展文學活動，彼此之間互相影響，自覺圍繞某些文學主張進行創作，一些社事規約的督促作用不可小覷，因此文人結社在文學流派的發展過程中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如康熙四十六年（1707），沈德潛主盟城南詩社，一月一舉，要求“每課五題，古體無言、七言各一，律詩五言、七言各一，絕句一”，“麵成一詩，餘俱補成。”還有的結社幹脆規定“詩不成無返”，就是說參加社事活動的人完不成詩作不許回家。在這種嚴格的要求下，社員創作水平的提高可想而知。而社事盟主因其影響力突出，往往成為流派的領袖人物，他們的文學主張很容易影響他人，社員們也容易接受，並自覺或不自覺地加以踐行，進而形成新的流派。有的社團嚴格控製入社標準，對不符合本派標準的人不吸收其入社，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潛在的流派意識”。

當然，文學社群是否可以發展為文學流派，我們還要看社群是否在文學史上曾經發生過若幹影響，獲得過社會公認。

  三、楹聯的民俗性決定楹聯文學流派的地域特色

在我國,楹聯使用頻率之高,普及程度之廣,可以說超過了其他任何文學體裁,幾乎所有的場合都有楹聯的倩影。楹聯起源於桃符，這就決定了它的民俗性特點。有了民俗性特點，自然就有了地域性特征，因為民俗往往以地域為依托。楹聯在民俗熏陶的過程中，自然會彰顯地域的特色。例如婚喪嫁娶，各地都有不同的習俗，有些地方還統稱為“紅白喜事”。結婚和壽慶是紅喜事，這個很自然，那白喜事怎麼理解呢？原來它是指老人高壽而終，高壽自然是喜事，人是終歸要死的，所以有的地方寫挽聯也和寫紅喜事聯一樣，也需要用紅紙書寫。江西宜春等地還保留著結婚用花轎、男女雙方出句、對句的習俗，男方到女方家接親的時候，要在轎子的一邊貼個上聯，由女家對下聯。我就曾經接受過這樣一次光榮而甜蜜的任務。這些紅白喜事的習俗自然會在婚聯、壽聯、挽聯上打上地域的印記。有位名家題湖南新邵白雲岩會仙橋聯曰：人盼成仙，不信神仙真可遇；日求得福，須知禍福總相隨。這副對聯很有哲理，但宗教場所本來就是敬神祈福的地方，總希望神靈保佑，避禍得福，否則，有違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祈願，也有悖於我們的風俗習慣。一般的宗教場所應該是不敢懸掛的。

湖南洞口潘府《禮儀文帖》，共存廿六個帖子，無一相同，每個帖子都有對聯和文采斐然的串文。如代某女家定事回楊家聘禮帖，其中就有五副對聯：“伏以‘益成舊好，爰締新盟’；‘鵲始營巢，鵲居為鳩居之宅；雁乃鄉北，雁弋聯鳧弋之章’；恭惟尊親家閣下‘心凜四知，清白傳於後世；誌除三惑，忠貞著於先朝。’‘相業盡東南先列；詩才高元白聲華’某以澤流冽水，派衍清風。羨令孫郎淩雲有誌，愧小侄女詠雪無才。乃過聽冰語，遽作門楣。雖秦晉之歡非偶，實金蘭之誼可孚。爰修寸楮，用表四儀。‘荊釵襯伯鸞之容，百年好合；玉鏡諧溫嶠之誌，五世其昌。’臨款，不勝冰兢之至，謹啟。”這樣的禮儀風俗我是第一次見到，應該也是地域性的吧？禮文中貫串的對聯，無疑打上了地域和風俗的烙印。

  四、楹聯文學本身的特點決定楹聯文學流派的地域特色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也養一方聯。前麵所說的婚喪壽誕喬遷聯因受風俗的影響而具有地域特色。有些種類的對聯，更是直接和地域相扣，如名勝聯、廟宇聯、宗祠聯，少不了地域風物入聯。如寫山水，江南的山水和塞北的山水是截然不同的，掛在南北方風景名勝點的楹聯，所描摹的風物也是截然不同的，否則就是不切。同樣是寫鄉村，南北的差異就十分明顯。請看河南尚洪濤先生獲得首屆農民大賽一等獎的作品：

   盤腿正炕頭談笑，眯眼看萬頃綠原，三秋碩果兩杯酒；

   開顏是壟上耕耘，悉心侍百年黃土，滿麵春風一袋煙。

聯語展現的是典型的北方農村特色。盤腿炕頭一袋煙正是北方農民最悠閑的形象。而廣東趙秀敏女士的《江南雨巷》卻是不一樣的：

    覓不盡江南神韻，一傘並行，水漲蓮池溫舊夢；

    任安排柳外畫船，百年同渡，春深燕子語雕梁。

作品描寫的是典型的江南景象,水漲蓮池、柳外畫船、春深燕子展現的是一幅幅優美的江南風情畫卷。顯然，尚洪濤和趙秀敏的作品蘊含著明顯的地域特點。

從楹聯組織社團的特點看，各級楹聯組織基本上是以地域為界限的，它將是楹聯文學流派形成的主要因素。這些社團各自有自己獨到的主張。如山西運城市楹聯學會，在嶽民立先生這位“老帥”的帶領下，主張楹聯為社會服務，為時代服務，為地方經濟服務，而且搞得轟轟烈烈，風生水起，對當地文化的影響是深遠的。庶幾與近代經世致用的主張有幾分相似。與我們現在一些活躍在網絡上的寫手所表達的風花雪月、吟詠性情類聯語是有所不同的，與帶有“功利”性質的征聯“應試”體也不一樣，具有河東地域的顯著特色，這就是我眼中的河東流派。當今楹聯界有許多楹聯學者對此提出質疑，主要是依據於文學風格一說。我覺得完全不必糾結於此，也不用為此去刻意總結幾條“風格”特點，比照文學史上的流派現象，河東流派這麵旗幟完全可以高高舉起，絕不存在理論上的障礙。河東的同仁們盡管埋頭苦幹，不用理會“風”言“格”語，努力夯實古中國的楹聯文化底蘊，特別是要抓住楹聯教育這個“牛鼻子”，讓有靈性的楹聯苗子從這一片“息壤”中脫穎而出，培育出一批有影響，能獲得廣泛認可的楹聯家才是河東聯界應該著力追求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