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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聯學構建，須從聯史及文獻著眼；而聯史研究，當從聯家入手。
這是二〇一〇年前後，我矢誌楹聯研究時，認為一條必要而可行的道路。當時我即先本著就近原則，從整理研究隴上楹聯文獻及聯家入手，並在實踐中理清一條經驗，即研究一位聯家，決不能孤立的“就聯論聯”。
當時發現，不少所謂研究文章都停留於簡單的聯語賞析，最多詮釋其意境及所引用之典故，而對於創作背景，作者當時所處環境、心境等，乃至這些對作品及風格的影響，涉足無多，對與之關聯的人際交往、社會變遷、楹聯流傳等，大多因資料短缺而視野有限，筆觸更未曾談起。進而我以為，研究一位聯家，除了解其基本事略、關注其聯語外，還應建立其相關的“聯家四庫”，並日積月累，不斷豐富其“庫存”。
老照片·近代楹聯習俗
01、作品庫
第一庫即“作品庫”。建立其作品之檔案，不僅限於聯作，還包括其所存世各類作品，都應加以關注。
一是聯作。研究聯家，自然從聯語入手，然聯語隻零星所獲，終一知半解；故看到有的研究文章，來來回回列舉的就那幾副，是所得無多也。有聯集傳世的自不必說，沒有聯集的，或是聯集不易得的，研究者多不願搜集，甚至是網上搜來，不細考版本、訛誤，拾人牙慧，難免以訛傳訛。清隴上聯家吳鎮，飲譽詩壇，其聯作有數副見《楹聯叢話》，梁章钜稱：“吳信辰工為楹聯，楊蓉裳芳燦為選刻《鬆厓對聯》一編，不乏清詞麗句，所欠者超脫耳。”筆者為此搜尋《鬆厓對聯》數年，各大館藏十幾個版本的《鬆花庵全集》及鬆厓著作均未收錄，一度以為失傳，後終有緣得以窺見，乃知鬆厓聯作之全貌，其研究自有的放矢。
吳鎮《鬆厓對聯》書影
二是詩文。凡能聯者，基本皆能詩文，而聯語往往附於詩文集後，有時題聯同時，也題有詩文，聯文與詩文相互關照、互補闕如。如左宗棠督甘時，為節署後園碧血碑題聯“一抔荒土蒼梧淚，百尺高樓碧血碑”，解讀此聯，則非要一讀文襄詩文集中《烈妃廟記》，否則又何以得知左氏對此還有“遠望賀蘭，俯瞰大河，山不陂、河不凐奚，此阡而獨圮乎”的感慨。
三是其他日記、劄記，乃至譯著、公牘等。從中可得其遺漏之作，亦可觀其事跡性格。1938年初，顧頡剛在甘肅臨洮一帶考察，仰慕者眾多，他在日記中寫道“終日為人寫屏聯，一日近百件……臨洮市上宣紙其將為予塗盡”，後又屢見其題聯、贈聯，乃至某日還“夢中得聯”；這期間，他為臨洮黃國華《集聯三百首》所作序言，不僅談到他對楹聯起源及發展的獨到見解，亦說起家鄉聯家俞樾、顧文彬、吳昌碩、羅振玉等及家人喜好楹聯對他的影響，他無疑已將楹聯看作家學，並自稱“自謂深識此中滋味矣”。得見這些資料，其於聯語之偏好，自可見一斑，“聯家顧頡剛”的形象自然更加飽滿。
顧頡剛為黃國華《集聯三百首》題簽並作序
02、年譜庫
第二庫即“年譜庫”。建立其事跡之檔案，有利於一窺作者生涯之變遷、性格之養成，進而理解其作品及風格。
對於已有人編纂的年譜，包括身前之自述、譜牒、回憶錄等，身後之哀挽錄、追思錄等，均須一閱，檢其扼要，自己編一個“年譜簡編”，尤其是有關其重點聯作的事跡，逐條標注，可為以後研究的基礎資料。
對於尚無年譜的聯家，我曆來主張，一旦將其確定為研究對象後，無精力編纂“長編”，依然要自製一“簡編”，如此，再回過頭來研究其作品，原有些一知半解或不解其意的地方，往往了解其生平後則豁然開朗，至於人物之個性養成，亦關乎其文辭風格也。
2012年我始關注近代隴右楹聯名家黃文中，當時結合手頭資料，編了一年譜簡編，並以其存世聯語，編為《黃文中西湖楹帖集新編》；此後，所得資料漸多，又相繼再此基礎上寫成《黃文中楹聯的藝術特質》等文發表，引起聯壇對這位隴右才子的關注；後來，寫文章介紹習近平引用黃文中聯語，並與其後裔取得聯係，獲得一些新資料；後來，又意外發現教材誤編黃文中楹聯，並促成教育部予以更正。在這一係列關注中，萌生以楹聯為序，為其編纂一部年譜的想法，於是有了庚子春付梓的《黃文中楹聯紀年》，從最初“年譜簡編”數千字，逐步完成到“楹聯紀年”這個全新體裁已15萬5千多字。期間，搜羅資料千餘種，直接引用的200餘種，同時，加之聯家親屬、學生親曆者講述和田野調查，使此書更為完善，以求考其史實，存其全貌，以為後來研究能有所裨益，這樣我所花費的許多功夫也即沒有白費。
王家安收藏的“西湖天下景”聯老照片
03、手跡庫
第三庫即“手跡庫”。因舊時教育影響，大凡能詩文者，大抵能書，尤其晚清民國以來，存世手跡頗㚌，這些手跡又不僅限於聯墨，包括各類題跡及筆記、信劄、題簽，還有往往同楹聯相關的題匾、刻石等，可補“正史”之闕如，不可不查。
一是資料的補充與佐證。墨跡中可見到許多未見刊錄的作品即細節。如“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一聯，曆來多注為“魯迅贈瞿秋白聯”，然考其書法原件，乃得見聯語題有上款“錄何瓦琴句”，魯迅自己寫得很清楚，作者是清人何瓦琴，倘不見手跡，魯迅先生則一直要背著“拿來主義”的罪名。
魯迅贈瞿秋白聯乃是集自“何瓦琴”
二是印證事跡。一些手跡，因其隨意性、生活性，往往記載著正規文章中不易得見的資料，卻成為考證聯家事跡的重要史料。如筆者收藏一幀清人信劄，雖未署名，但信中提及“粵西梁芷鄰中丞來函雲，公餘輯得聯話一書……獨尚缺山右……閣下節訪平郡，各邑一切佳聯錄寄，以便郵達。”梁芷鄰即梁章钜（因作“茝鄰”）。信中可見，乃是受梁章钜之托，梁之友人再委托友人為其搜羅聯語，其所輯“聯話一書”，自然是《楹聯叢話》係列，這與梁章钜所言為編纂此書“博訪遐搜……郵筒遍於四方”之說便相互印證。
三是存風範。方寸手劄，往往興之所至，見性情，如見其人。上世紀九十年代，當代楹聯名家馬蕭蕭給友人李超寫下一信，信中提及自己日前題贈楹聯，回家思索後發現其中一字違律，遂寫信更正，又重寫一副隨信寄去。馬老能為自己的一點失誤主動認錯，著實令那些當今錯字滿篇的“名流們”汗顏。這封不到一頁紙的信劄，卻是其大家風範的鮮活體現。近年來，筆者陸續收藏了上百楨當代聯壇名家流散各處的手劄，其中多數先生已經作古，即是為當代聯壇留一點“溫存”。
聯壇逝去的幾位前輩
左起：吳恒泰、安維翰、馬蕭蕭、馮萌獻、張過
04、影像庫
第四庫即“影像庫”。主要係圖像和錄像。我將其稱為“新文獻”之一種，曆來談文獻，僅限於紙質，甚至囿於書稿、報刊、墨跡三類，對於其他文獻載體關注不多，而近代係楹聯之繁盛期，恰我國攝影技術引用期，必然有大量有關聯家形象、居家、事跡乃至楹聯之刻掛、流傳的舊時影像存世，這些資料對於聯家，尤其是楹聯風俗研究也至關重要。
筆者早在2013年、2014年就曾陸續發表《聯墨整理和“集成係統”建立勢在必行》《楹聯墨跡文獻亟需建檔建庫》等文章呼籲從聯墨入手，建立楹聯研究“電子檔案”，並在尚未得到廣泛支持的情況下，這些年自己一直在努力收集各類晚清以來的楹聯圖片資料，相繼建成“近代重點聯家肖像及聯墨”“近代名勝楹聯”和“近代楹聯風俗”三個專庫，收錄各類圖片文獻數以千計，這些資料，為我後續研究助力頗多。
一是圖像資料。主要是照片，再包括一些畫像、圖畫等。首先可以通過一些曆史舊照，知其舊跡及演變。如筆者在研究隴右聯家黃文中時，為了解其代表作“西湖天下景”一聯自1934年懸掛以來的演變更迭，通過各種途徑陸續收集有關民國以來至1990年代這座亭子的老照片數十張，細加對比，整理出其懸掛70餘年來經曆的七次更換曆程，並記敘其不同時期的形製，對此聯之研究則更深一步。
民國“西湖天下景”聯舊照
其次，是通過舊照證差繆。盡管有的楹聯誕生不過百年，但近代戰亂及政治運動頻迭，一些聯語的記載就不甚準確。如黃文中曾題西湖紫雲洞有聯：“洞有紫雲，當盛暑清涼，宛似慈航普度；佛留勝跡，與群賢觴詠，居然香火因緣。”存世見他一部親筆手抄件，下聯寫作“香花”，如此則格律不妥；後見民國懸掛舊照，乃知作者題寫時確是“香火”，此抄件因是抄寫時筆誤。倘無此舊照佐證，又是作者親筆抄寫，此聯大抵便會以“香花”誤傳下去。
再者，一些舊照片還是楹聯民俗這個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動記載。在筆者所收藏的一些老照片中，便可見到晚清、民國時貼在宮門、宅院、廚房等處不同樣式的春聯，一些字體各異的趣味聯，還有居家百姓的婚聯，各界名流靈堂裏的挽聯，這些場景，都比文字描述真切得多。例如不少文章都說到，孫中山逝世後各界挽聯甚多，有的說有數十萬之眾，這樣的描寫也隻是一個概念；後來筆者見到當時西方記者拍攝的眾多中山靈堂照片，才見到室外空地上搭起了一排排並列的架子，上麵密密麻麻的挽聯像是鄉間“掛麵”一般排開，才知什麼是前人描述的“挽聯如海”之景象。
孫中山靈堂外“挽聯如海”的景象
二是錄像資料。此類資料，“文革”前十分稀見，但也不是沒有。重點是當代以來，攝像技術普及，尤其現今手機攝像功能完備的情況下，拍攝珍貴的楹聯資料便觸手可及。或許有人覺得我們今天拍攝的資料能有何價值？熟不知曆史不能重演，數年乃至更久以後，一段小視頻或許就成為日後重要的研究資料。筆者曾有一個真實經曆，2015年7月12日，筆者陪同甘肅省楹聯學會原會長薛淵，去年屆九旬的創會老會長安維翰先生家中探望，聊天中，安老為我們講起陳年往事，我靈機一動，拿起手機拍攝了一段他講解的視頻；熟料4個月後安老即與世長辭；後來在安老的追思會上，我播放了那段視頻，在場之人無不潸然淚下，她的小女兒對我說，之前家人都沒注意拍攝留存，“這或許是父親在世的唯一視頻了。”
王家安新著《黃文中楹聯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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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日積月累，集腋成裘，健全這“四庫”，便能為一位聯家“建檔”，以後開展相關研究，於人於己都方便許多。而若能為一個地區若幹位代表性聯家都這樣逐一“建庫”，則一部地方楹聯發展史、一部地方楹聯彙集、一套地方楹聯風俗資料，等等，均日臻備矣。我也常夢想著，全國各地的楹聯研究者都行動起來，從各自熟知的領域為地方楹聯名家建庫，如此眾人開河，彙集成海，再與同道共享，楹聯理論研究將迎來愈加明媚之春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