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楹聯叢話·廨宇》中有一條曾經提到陳治滋題奉天府丞大堂的一聯：

地重邠歧，禮樂務還醇厚；

學宗鄒魯，文章須探本原。

中國傳統文化崇古崇博，“探本原”這個觀念很地道，行動也很有必要。最近剛好跟朋友曾經談到過這個話題，昨天@中國楹聯論壇公眾號又發了一篇文章：不說清楚句式源頭，楹聯格律就是糊塗賬

所以這裏也冒昧地來把我的想法說一下。

·對聯起源的爭議·

對聯的起源，現在比較公認的，是五代時期孟昶的那個“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之所以有這樣的共識，可能因為梁章钜《楹聯叢話》本身很有分量，並且梁章钜提到這副聯作為起源的時候，說這是紀文達師告訴他的。紀文達師何許人？鐵齒銅牙紀曉嵐是也。紀曉嵐原名紀昀，字曉嵐，諡號“文達”。紀曉嵐的話也是很有分量的，因為他曾擔任《四庫全書》的總纂官，想必對聯起源這個說法必然不是空穴來風，畢竟紀老師是讀過那麼多書的。

但這也存在一個問題，緊接著孟昶那聯，梁章钜又提到吳越時僧契盈的“三千裏外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有人考證這副對聯早於孟昶那聯。

但是又不對，又有人考證，說僧契盈的這兩句並不是對聯，原文說並沒有提到它被寫在楹柱上。

那這裏又有個問題了，對聯的標準到底是什麼？非要寫出來刻出來掛出來才行嗎？那梁章钜自己那副“清風明月本無價；近水遙山皆有情。”他在後麵說道“然屢書皆不工，故此聯迄未懸掛。”這副並沒有掛出來的集句算不算對聯？

所以綜上所述，對聯的起源，包括對聯的定義，到目前可能都還存在爭議。但是說孟昶的對聯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副春聯，應該就沒多大問題了。

·對聯曆史的醞釀期·

但說對聯的起源僅此而已的話，我覺得還是不夠的。一個文藝青年兼皇帝隨便這麼一寫，就創造出一個新的文學體裁，你信嗎？我反正不信。對聯產生之前，還有很長時間的醞釀期。而這段很長的醞釀期，對後來的對聯，特別是對聯句式、格律等，應該是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的。所以談對聯的曆史，這段醞釀期也至關重要。

·對聯和詩詞·

我們知道最早的詩歌總集是《詩經》，而“詩”這種藝術形式，受意識形態影響，是起源於勞動人民有意識的勞動號子。“詩”一直是有韻的，可以唱的。詞是作為詩的小弟派生出來的，句式更豐富，但同樣押韻，也能演唱。隨後又出現了“曲”，並且也押韻，也能唱。然而對聯，有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它不押韻（對聯的曆史上曾經有過在押韻方麵的嚐試，但不多），所以我們聽說過唱詩、聽說過唱詞、聽說過唱曲，但是唱聯，如果可以，那就真的有些新穎了。

說到這裏，不得不提，前段時間對於對聯的音樂性，剛好也有一篇文章，來自公眾號@莫非楹聯：對聯應該走向音樂領域

可供參考。

應該說對聯真正出現以前的詩、賦、散文等，對於對聯自身都存在影響，包括章法結構、句式語言、表現手法以及主旨內涵等方麵。比如老祖宗說的“止乎禮義”，比如“詩言誌”、“詞言情”，等等這些觀念，我們都可以在對聯裏感受到，並且我們還能感受到對聯作為一種比詩詞更具開放性的文體，在表意方麵的包容性，以及作為一種較散文又有一定約束性的文體，在形式上的規範性。此外，作為較晚熟的一種文體，對聯還有對老祖宗傳統觀念底線的試探甚至突破。

就形式而言，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認為：詞曲較多地遺傳了詩賦的音樂性，進而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而對聯則更多繼承的是“對”這種形式，並且將這種形式最終引以為自身發展的核心。

·對偶和對仗·

以上主要想說的是，對聯本身對押韻的不重視，導致了相對於詩詞曲，它缺失了一部分音樂功能。對聯自身所強調的核心表現手法，在於“對”。而說到“對”，我們又不得不提兩個概念：對偶和對仗。

要區分對偶和對仗，我們先了解一下“偶”和“仗”。此處省略約300字，簡單而言，偶，我們聯想，偶數，就是單獨成對的意思；仗，我們聯想，儀仗隊，就是前後左右都要保持一致的意思。也就是說，對仗是對偶的進化版。這個進化，主要的體現，應該就是在格律方麵。對仗有關於格律的要求，而對偶則沒有。

“對”這種形式，在中國古代很早就已出現，《詩經》《楚辭》、諸子散文，不勝枚舉，不贅述。但由於當時平仄的概念尚未出現，更遑論格律，所以一段時間以來，“對”尚僅停留於“對偶”的階段。

我們知道平仄的提出是南北朝時期的事了，詩律真正成型是在老杜的筆下，這也正是——如果我們留心觀察的話——我們會發現唐代賦文較漢魏晉而言，在平仄的安排上更加精致，舉例如對比駱賓王《討武曌檄》與陸機《文賦》即可。

《文賦》句：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

《討武曌檄》句：喑嗚則山嶽崩頹，叱吒則風雲變色。

所以，如果我們承認對聯的句式有部分來源於賦文句式，並且是南朝以前的賦文，那還對格律有過多要求的話，就無異於用本朝的劍斬前朝的官了。

但在實際操作中，部分散句確實又需要有格律方麵的要求。對於這種情況，也許還需要單獨寫一篇文章來探討。

行文至此，我們稍作總結：對偶、對仗這種特殊的藝術形式，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出現在中國古典文學之中，並對後來的對聯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換句話說，對聯出生之前，它的胎教就很到位了。

·對聯的曆史·

對聯自身的發展曆史，我們姑且以五代為起點來看，宋元時期其實對聯的發展並沒有形成氣候，古代文人的筆記小說裏偶有提及。對聯真正得以普及，也許是在明初。《楹聯叢話·故事》引《簪雲樓雜說》中的一段話：“春聯之設，自明孝陵昉也。時太祖都金陵，於除夕忽傳旨：‘公卿士庶家，門上須加春聯一副。’太祖親微行出觀，以為笑樂。”就是說朱八八一道聖旨讓對聯提高了身價，進入了大眾視野。但是整個明代，對聯的水平並沒有達到很高，也許跟明代文化圈的整體水平有關係——曾經看過有個觀點就說，明代前五子後五子放到唐宋兩代可能都是無名之輩。不過要說明代對聯沒有精品那也太苛刻，比如作為明代三才子之首的我的老鄉楊慎，有一副題昆明華亭寺的對聯就很不錯：

一水抱城西，煙靄有無，拄杖僧歸蒼茫外；

群峰朝閣下，雨晴濃淡，倚欄人在畫圖中。

對聯的春天直到清代才到來。天選之子李漁首先登場，橫空出世之後寫下了許多精彩對聯，並且留下一部《笠翁對韻》，被不少人奉為對聯入門的必讀教材。然而我對以《笠翁對韻》入門學對聯並不看好，因為此書過分強調“對”而於“聯”有所忽略。隨後的宋湘、伊秉綬、梁章钜、林則徐、李彥章、餘應鬆、齊彥槐、薛時雨、曾國藩、彭玉麟、李篁仙、範當世、俞樾等等，可以說真的是群星璀璨。在這些大佬前赴後繼的努力下，對聯的普及程度和文學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地提升。如果你想真正了解對聯，那以上這些人的作品你就得仔細看看了。要知道真正對聯並不是簡單的天對地雨對風，也不是上海自來水來自海上，明天到日本那啥的。

民國時期，雖然時局動蕩，但對聯依然有著很強的生命力。這時候活躍的江峰青、鍾雲舫、趙藩、吳恭亨、陳逢元等等，說句誇張點的話，“鹹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誌能之士也”。

應該說整個對聯曆史的重心，正是在清民兩代。

建國以來，可能受一些政治因素影響，對聯的傳承和發展受到了些限製，特別是太祖一句“詩當然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曲解。而文化又必須有傳承，宣傳工作必須有載體，怎麼辦呢？於是一批特殊時期下的“文人”應運而生，並且拿到了時代的話語權。

所幸的是文學本身是具有頑強生命力的。誠如本公眾號歡迎新人所引用的卡爾維諾的那句話所言：“我對於文學的前途是有信心的，因為我知道世界上存在著隻有文學才能以其特殊的手段給予我們的感受。”是的，能夠以特殊的手段給予我們感受，這正是中國傳統文化時至今日依然發揮作用的原因，也是在經曆了一段相對沉寂的年代過後，目前在我的周圍，還能有不少真正熱愛文學、對於詩詞曲賦以及楹聯有著獨到認識、並且有一定創作水平的選手的原因。

方今之世，由於信息交流形式的改變，就對聯而言，其內容範圍已經得到了巨大的拓展。景常春先生曾經提到，“近現代仍是對聯藝術的繁榮鼎盛階段”，對此我深以為然。這裏再透露一下，上次和常春先生見麵，他說他最近正在編寫一部類似古今對聯全集的書，已經寫到鹹豐年間了，還說整個清代個人專輯收集對聯最多的是薛時雨。

·結語·

寫到這裏，回顧一下，發現隻是粗略把對聯的起源和曆史捋了一遍，也並沒有提出什麼新穎的觀點，整個讀下來也許也無法讓人感受到對聯文化是多麼得博大精深。不過沒辦法，如果真的要讓人有這種感覺，那就必須結合例子，比如前麵提到那些聯家，每個人貼百八十副作品並且簡單介紹，可能就夠了。但那樣的話篇幅又太大。

最近在看中國文學史，在遊國恩和袁行霈主編的書裏，都沒有給對聯單獨立傳，這是很可惜的，並且作為一個草根對聯愛好者，甚至有些委屈和不服。我相信對聯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裏應該是有一席之地的。希望將來某個時間，大家在談論詩的時候不僅知道李白杜甫白居易，還知道屈原曹植左思；在談論詞的時候，不僅知道蘇軾李清照辛棄疾，還知道陳維崧項鴻祚況周頤；而談到對聯的時候，不再去說什麼天對地雨對風，而是說，比如，此間隻可談風月，相對何須問主賓。

可能有人覺得傳統文人故作深沉，現代人再去模仿無非就是裝逼，不接地氣。是的，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年代裏，文學相對於其他專業，可以很坦白地告訴大家“我沒有用”，但是中文係依然不可能從大學裏去掉，為什麼？因為文學給人帶來的快樂是一般人體會不到的。

所以國家才會說要提高全民素質。

解決不接地氣的辦法，不能是把上層建築降低，而應該是讓基層水平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