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全國都陷入了一場對抗瘟疫的災難之中，隨之而來也誕生了大量“災難文學”。所謂災難文學，應該真實地反映災難的起因、行程，描述災難的場景，引發人們的悲憫和反思。然而，大量的文學作品空洞乏味，充滿了諂媚的嘴臉，硬生生地將“災難文學”變成了一場“文學災難”。
昨天，看到湖北作家方方的一段發言，深得我心：“……以後你們多半會被要求寫頌文頌詩，但請你們在下筆時，思考幾秒，你們要歌頌的對象應該是誰。如要諂媚，也請守個度。”
與作家相似，我們的老幹體詩人和楹聯家擁有滿腔的熱情。無論什麼樣的災難，他們總能用澎湃的語調、激昂的口號、奮進的情感，譜寫出一首首“忠誠的讚歌”。
所謂忠誠的讚歌，表現在愛憎分明的思想和極度匱乏的辭藻。你會看到，他們對某些事物深惡痛絕，對某些事物又深情擁抱；在他們筆下充斥著諸如“眾誌成城”、“八方助力”、“大愛無疆”、“萬眾一心”之類的呐喊式語言。
如果說前麵的這些呐喊式作品，多少還能解釋為思想單調、辭藻匱乏，有些肉麻的表白則讓人讀之欲作嘔了。我想，大家應該還記得汶川地震時山東某人的深情呼喚：
江城子·廢墟下的自述
天災難避死何訴，主席喚，總理呼，黨疼國愛，聲聲入廢墟。十三億人共一哭，縱做鬼，也幸福。
銀鷹戰車救雛犢，左軍叔，右警姑，民族大愛，親曆死也足。隻盼墳前有屏幕，看奧運，同歡呼。
這寫得是人話嗎？如果不能罵髒字，我將無話可說。這幾天，關於新冠病毒的肉麻表白看了無數，但下麵這首《感謝你，冠狀病毒君！》又一次顛覆了我的三觀，摘錄其中一段如下：
新冠病毒的肆虐是一場災難。誠然，在這場災難中有無數閃耀的光芒，我們看到鍾南山院士以80歲高齡奔赴一線，我們看到大量一線醫務工作者夙興夜寐不顧自身安危地搶救患者，我們看到那些為拯救災難奔走、奉獻的人們……但是同樣，我們也看到某些肉食者的不作為，看到一場場精彩的甩鍋大會，看到捐獻的物資被濫用、被扣押……無論如何，現在不是唱讚歌的時候，即使真的忍不住要諂媚，也請注意一下姿勢，不要用這種肉麻的表達或者激昂澎湃的口號聲。
文學不外乎思想和表達兩大支柱。我並不是說一切負麵的思想就是深邃的，相反，我認為文學首先應該是美的——即使要諷刺、要揭露、要控訴，也應該選擇一種委婉、溫厚、雅正的表達方式，而不是撕心裂肺的破口大罵，那同樣不是文學。激憤的情感應該學會內斂，化為一種悲憫的情懷和溫柔的力量。
杜甫在《詠懷五百字》中寫道：
入門聞號啕，幼子饑已卒。
吾寧舍一哀，裏巷亦嗚咽。
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
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
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
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
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
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
杜甫的小兒子餓死了，他悲痛不已，感到愧為人父。而在悲痛之餘，他又想到鄰裏的苦難——今年是個豐年，他們仍然忍饑挨餓，其他的日子更是可想而知。他更進一步想到，自己有官職在身，不服兵役、不納租稅，那些平民百姓又是如何的煎熬呢？最苦的還是那些遠恕邊防的軍士，這些憂愁就像大山一樣壓得詩人無法呼吸。推己及人，這就是杜甫悲天憫人的情懷，也難怪他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寫道：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至於溫柔的力量，表現的方式有很多種，我們舉兩首詩為例，就知道詩人是如何將內心中的激憤溫柔地表達出來，這種溫柔往往比聲嘶力竭更有力量，也更引人深思：
題臨安邸（林升）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泊秦淮（杜牧）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然而，如果兩者不能兼得，我寧願看到那些文辭有失雅馴的“刺”，而不願看到滿屏幕的粉飾太平。如前所述，思想的匱乏往往反映在極端的“愛憎分明”——黑即是黑，白即是白，人雲亦雲，缺少最基本的思考和思辨能力——這樣的大腦，你會相信他們寫得出典雅的文辭嗎？思想的匱乏與文字的貧瘠往往是相輔相成的，所以我們說“老幹體”，其實更多地不是說他們格調太“高”，而是無法容忍他們那種幹枯、乏味的語言。
當然，這個時代是有好詩的，我看到了當代詩人很多悲憫而溫柔的作品，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詩的功能本就有考見得失、針砭時弊、表達民情、砥礪切磋。
我的一個朋友名曰番薯，他在武漢讀書多年，他的女朋友也在武漢學醫，我想他對武漢這個城市、武漢這場疫情是有著別樣的情感的。他在庚子年春節這天寫下了一組《庚子元日雜感》，就擁有這種溫柔的力量：
舉世升平大有年，漢家天子奏宮懸。
魚龍百戲喧遙夜，南服無憂歲晏然。
大劫倏來哀哭多，東南遍地養沉屙。
諸公袞袞開瑤宴，且共優伶是日歌。
湖山一片霧茫茫，獨上高台誦國殤。
大劄大荒君不舉，誰知周禮膳夫章。
江城消息總難憑，南國天寒海結冰。
閉戶且觀僧肇論，書生此日最無能。
擊鼓喧呼逐不祥，九門今日正修禳。
少年大索區隅後，欲磔讒臣作犬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