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硝煙與戰火中繁榮

（《近現代曆史事件對聯輯注》自序）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對聯，是我國獨有的文學形式，近現代卻長期不被社會所重視，致使難以數計的對聯作品飄散於曆史的長河。在本書問世之前，近現代對聯的概貌究竟如何，還是一個空白。為了反映近現代對聯的基本狀況，筆者曆時十餘年，著眼於發掘、搜集這段曆史的對聯，先曾編注出版了《近現代名人對聯輯注》（南京大學出版社），今又編注本書，力求初步反映近現代對聯的基本麵貌（需要說明的是，因近代一-些名家如王閭運、俞樾等已有個人對聯專集，故其作品未收入《近現代名人對聯輯注》）。借此機會，結合兩本拙作談談近現代對聯的狀況。

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衝進去

中國進入近現代後，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革命性質也發生了本質變化。在這百餘年間，湧現了無數愛國救國的革命者和共產黨人。他們為人類解放、祖國獨立，前赴後繼，浴血奮鬥；革命人民求解放、反壓迫的怒濤也洶湧澎湃，從而使中國近現代史成為充滿血與火的革命鬥爭史。對聯，作為反映社會生活的文藝形式之一，必然對這一動蕩不安的社會予以充分地反映。因此，這時期的對聯（舊官吏、舊文人之作除外）是伴隨著這段革命曆史而產生的，是作為銳利武器和廣泛宣傳革命的號角而出現的。魯迅說得好:“各種文學，都是應環境而產生的...是政治先行，文藝後變。”“革命時代總要有許多文藝家萎黃，有許多文藝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衝進.....出現一個嶄新的新時代，產生出更新的藝術來。”（《文藝理論學習參考資料》，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因此，一大批具有進步思想的對聯，鮮明地體現了它的時代特色；各曆史事件中產生的眾多對聯，更是充分地表現了它是作為投槍、號角而出現的。比如“辛亥革命”中“《光華日報》反清征聯”時，不僅應征者達萬眾之多，而且還於舊金山華報僑《美洲少年》再次征對，兩次活動廣泛地宣傳了同盟會的反清革命思想。又如“五四運動”中河南洛陽一聯:“忍令上國衣冠淪於異域；相率中原豪傑保我河山”，從目前所知情況，此聯共出現過三次，其一是在太平天國石達開筆下，其二是在新加坡華僑、同盟會會員陳楚楠等所辦的《圖南日報》的刊頭用過，隻是分別出現時個別詞句稍異。此聯能連續在不同時期出現，不能不說是由於對聯具有重大的社會影響力。

對聯真正在思想內容上獲得充實與發展，真正與社會政治生活密切聯係，還是反映舊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作品。這批對聯或者表現民主革命，愛國主義，反對侵略，拯救民族的思想；或者宣傳革命宗旨，激勵人民鬥誌；或者反映推翻反動統治，創造新日月的崇高理想、堅定信念等等。它們產生於烽火連天的年代，藝術地再現了中國的革命曆程，是飽蘸著先烈的熱血和深受戰火冶煉而產生的壯烈詩篇，是為革命事業呼嘯呐喊、推波助瀾的政治鼓動詩，是珍貴的革命文藝作品，是近現代對聯的主流。據初步估計，近現代對聯在十萬副以上，這說明對聯在近現代仍然是繁榮發展時期。

漫天飛白的挽聯要載起萬眾的悲憤

激烈的革命鬥爭，必然要付出巨大的犧牲。在近現代史上，無數革命者或是被此伏彼起的政治謀殺所害，或是不幸倒在敵人的槍炮和屠刀之下，或是終生為革命奔波，積勞成疾而不幸離世。人民群眾為表達對黑暗勢力的憤恨和對死者的哀悼之情，紛紛借助於對聯。可以說，在近現代發生的絕大多數政治事件中和重要曆史人物去世時，都產生了大量的挽聯。1912年7月21日的《民主報》報道說，杭州人民千人在鳳林寺舉行秋瑾悼念活動，“挽聯哀詞盈於畫壁”；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當時的《京報》報道說:“3月29日，北平各界民眾在北大操場冒雨舉行追悼會，會場上花圈、挽聯達二萬餘件”；工人運動早期領導人陳讚賢壯烈犧牲於1927年的“贛州慘案”，當地舉行公祭三天，收到各界挽聯五萬多副；等等。另據悼念文章、人物傳記等反映，吳樾、秋瑾、黃興、蔡鍔、宋教仁、陳其美、孫中山、廖仲愷、魯迅等犧牲或去世，以及悼念“一二·一慘案烈士”“四·八遇難烈土”時，均編有《榮哀錄》或“紀念集”，保存了大量的挽聯。最多者要數挽孫中山聯，當時國內外共有六、七萬副之多。

如果把以上產生挽聯的數字集中起來，不難估計，挽聯在近現代史上產生得最多，它在各類對聯中是占主要的。這種特點完全區別於這之前的對聯狀況：僅以清代的《楹聯叢話》看，名勝古跡的對聯占多數。因此，我們不僅可以說，對聯在近現代是繼清代後的發展繁榮期，也可以說是挽聯最繁榮鼎盛的時期。這一大批挽聯都是對革命者思想、業績的頌揚，是人民群眾譴責反動勢力罪行的投槍、匕首，更具有革命性和政治色彩，有助於我們了解、認識當時的社會曆史和人們的思想。這些挽聯使我們深深地感到，它們真實地體現了“使德行顯得可愛，罪惡顯得可恨，可笑的東西顯得突出，……是一切拿筆杆…的誠實人的綱領。”（狄德羅語）

紛呈各異的對聯創作者

縱觀近現代的對聯創作者，從政治性質來看，一種是屬於封建舊官吏、舊文人和思想複雜者，一種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者和新民主主義革命者（包括進步社團、組織等）。屬於第一部分的作者，其對聯種類較多較全，他們多為贈友、自勉、題署、賀喜、祝壽、哀挽等聯類。由於他們受舊文化教育頗深，多愛表現自己作為文人的風雅，除吟詩作文外，還常借對聯以表現心誌。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近現代社會動蕩不安，政治鬥爭激烈，曆史人物思想複雜，其對聯的思想內容亦較複雜，或隱或現地反映了作者世界觀的雙重性。就是說，社會成員受政治環境的影響，可能形成特殊的心理狀態：即表現為內在人格與其外部言行相背離的特性。這種情況在其創作中，一是表現為作者思想本來較落後，為蠱惑人心、掩人耳目，也能寫出一些表麵思想較好的對聯：如曾國藩，在其聯語中，時而以“龔黃召杜”砥礪自己，以賢臣良吏自居，時而發出“斯民正當水火刀兵之後”的感歎；彭玉麟是鎮壓太平軍的劊子手，竟然也會稱頌嶽飛、痛罵秦檜；再如黎元洪等人之聯，多是自已說的與其行為恰恰相反。二是表現為作者思想本來較先進，在大勢所趨的情況下，無奈也要寫些違心的對聯，如章太炎是有名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者，但竟然也有稱頌唐繼堯、譚延闓、岑春煊等人的挽聯。

與之相反，舊民主主義革命者或新民主主義革命者，都主要是借助對聯形式，作為宣傳革命宗旨，激勵人民鬥誌的工具。而且，他們創作的多數是挽聯。這說明，他們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不同於沉麵於閑情逸興、吟風誦月的封建士大夫、文人墨客，創作對聯也是出於革命事業的需要。如抗日戰爭時期，為了激發全國人民的抗日激情，促進國民黨堅持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當許多國民黨要員和抗日愛國將領病逝或陣亡時，共產黨主要領導人都撰送了挽聯，如國民黨愛國將領王銘章在“台兒莊血戰”中殉國後，靈柩運到武漢舉行悼念時，毛澤東、朱德等人也撰挽聯由延安送至武漢。這些革命者和共產黨人之所以常運用對聯藝術，恰如郭沫若所說:“一切真正的革命運動都是藝術運動，一切熱誠的實行家（即革命家）是純真的藝術家，一切誌在改革社會的熱誠的藝術家也便是純真的革命家。”

雋永豪放通俗的藝術浪花

對聯是由我國古詩詞等衍變而來的一種文學形式，因此近現代名人中的一部分作品的藝術風格，多古雅含蓄、工渾豪邁、典重堂皇、雋永肖題。如林則徐、曾國藩、康有為等人之作，多以學力勝，其聯語言質樸、格律謹嚴、意境深遠；左宗棠、彭玉麟、張之洞、譚嗣同、黃興及太平天國革命者之作，則以才氣勝，聯語多為氣魄宏大、雄偉壯麗、旨趣高遠；張謇、章太炎等人則或以典喻人喻事，或以經文排句，作聯如作文賦，揮灑自如。總之，這一部分聯作落落大方、簡捷健兀，有較高的藝術特色，是遵循對聯藝術規範的代表。

另一部分聯作的藝術風格，則表現為不受其固有的藝術規範約束，有的不講或不完全講平仄、對仗；有的用白話不事雕琢；有的雖平仄對仗略差，卻悲壯沉雄、蒼涼遒勁，可讀性較強。以上情況多體現於舊民主主義革命者和新民主主義革命者之手（包括進步社團、組織及普通群眾），如蔡元培“挽魯迅”和“挽徐誌摩”、陶行知、張瀾、吳玉章、周恩來等人之作，以及章太炎“挽張彙滔”、謝覺哉“挽拉素滴勒蓋”等等。同時，這當中還有部分作品，或聯語的前部分自對，後部分上下聯相對；或構思奇妙，用詞獨特。這種情況可說是對聯在近現代的創新和發展。這在“孫中山逝世”、“廖仲愷血案”、“一二·一慘案”、“李公樸聞一多血案”等事件的對聯中，有較充分的體現。

關於舊民主主義革命者和新民主主義革命者的具有獨特風格的對聯，之所以與按照對聯藝術固有規範創作的作品不同，這既有其時代背景和文風影響、以及作者是普通群眾的原因，恐怕也與近現代以政治聯為主有重要關係。為了適應革命鬥爭的需要，為了適應宣傳鼓舞群眾並使之能接受的需要，這批對聯因而不拘泥於對聯固有的形式。也正因為如此，整個近現代的對聯才激起了豐富多采的藝術浪花，使它具有了嶄新的麵貌，為自己的曆史抒寫了光輝而值得驕傲的一頁。

作者，一九八八年謹識

一九九一年初春重識於巴蜀古鹽都

*引文均引自《文藝理論學習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