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文脈衍續，書籍浩若雲海，而楹聯一類，因其所謂“小眾”，卻鮮有關注。孰不知，至少有明以來，楹聯書籍代有新作，尤其清中後期以來，更不勝枚舉。道光年間，梁章钜以一部《楹聯叢話》開風氣之先，士林之人，遂多加關注這兩行聯語。此後，聯話、聯集者，蔚為壯觀。楹聯之學，也由此與日漸興。然而，“書目為治學之津逮”，“凡治學者，必先熟悉目錄，是為入門之徑”。（顧廷龍語）可至於楹聯，關注故事、格律者最多，賞評、手法者次之，修辭、史略、書法、風俗者再次之，至於版本目錄，乃至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隻零星可見，均不足道。百年多來，不少前輩學人致力於“楹聯學”之構建，然這“基礎”的缺失卻一直存在。

改革開放初，百廢待興。不少知識分子喚起根植於心底的文化自覺，不約而同開始思索，在那場文化複興之潮中，於己之責。在深處青海高原的一個地質隊裏，已在新詩創作上頗有成就的常江先生，在這股文化複興之潮湧起時，也在思索自己的那份“責任”。也許是家庭的書香熏染，也許是人生的機遇巧合，或許他本身就是為楹聯而生，他開始把從小就喜愛的楹聯，“從偏愛到作為一門學問去研究”。（1989年華夏出版社，常江著《中國對聯譚概·走向聯壇（自序）》）在那個關鍵節點，立下這個“誌向”，改變的，便已不是一個人的人生軌跡。

從先生自訂《文化年表》等資料可見，至少自1979年起，他開始係統關注楹聯，前後兩三年，在西寧、蘭州等地抄寫了數十萬字的楹聯資料，並開始自己的藏書生涯。在收錄中，他發現我國楹聯文化遺產十分豐富，“便下了決心，義無反顧從事對聯的研究，即使聯海無涯，也要—勤苦作舟”。這句話出自他撰寫的《聯海泛舟—我的業餘誌趣》一文。1983年初，這篇文章發表在當年第1期《八小時之外》後，一石激起千層浪。常江先生不僅由此立誌於“無涯聯海”，並引發無數誌同道合者共鳴。通過這篇文章，他在與聯友建立的日後交往中，直接促成了我國楹聯發展史上一個裏程碑—中國楹聯學會的成立。因此，此後人們談及常江先生與楹聯時，都不忘讚許他是“中國楹聯學會的創始人”，是著名的楹聯藝術家；或也有人提及先生在楹聯藏書與研究方麵的貢獻，但卻很少意識到，這方麵的意義，並不遜於其創會之功。故而借先生囑我就《常江文集·芸樓聯目》一卷作序之機，從先生曆年文稿、書信、日記等資料中，梳理其關於楹聯書籍收藏、書目整理與研究的主要曆程和觀點。不敢說是“作序”，就算是我這個學生的學習劄記吧；並以期世人由此窺見一斑，知先生於此探研之艱辛，而成果之豐碩。如此，則更有意義。

一、從對聯藏書到對聯圖書館

對聯藏書，即對聯類書籍的收藏。如先生所言，“有關對聯的專門著作，稱為聯書”。他進一步說，曆代詩話和筆記小說，盡管其中有一部分對聯的內容，但因不是專著，不在聯書之列。就其內容來說，聯書主要是兩類：聯集—是搜集或創作的對聯集，一般是照錄性質的。聯話—是整理或評論對聯的書，與“詩話”類似。（1989年華夏出版社，常江著《中國對聯譚概·概說·聯書》）

先生家學淵源，曾祖父成多祿公，漢軍正黃旗人，光緒拔貢，綏化知府，愛國詩人、書法家，“吉林三傑”之首，曾任教育部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前身）副館長。雖為“書香門第”，但家中後遭變故，存書有限，聯書似無一部。先生青少年時，潮流更迭，舊籍被棄，藏書亦無從談起。直到1980年才開始藏書，“文史哲，古今中外，尤其不放過對聯書。隻要見到對聯書，一概收入囊中。”（2007年12月，常江《走向對聯圖書館—我的讀書生活和聯書收藏》）然當時文化百廢待興，舊書尚未全麵走向市場，且經“文革”損毀，存量遞減；同時，新出聯書也不多，還受到計劃經濟影響，圖書銷售渠道尚未暢通。在這樣的情況下，先生一開始隻能碰著運氣去藏書。他回憶道：“似在1981年的初夏，我在物探隊的同事衛茂春君，騎車到十公裏外的湟源新華書店，專門為我去買一本《智慧的花朵—古今對聯集萃》，那是我收藏的第一本對聯書。”（2010年12月揚州廣陵古籍所，常江《湟水因緣—〈閻泰昶清末丹噶爾民間楹聯大全〉序》）他的楹聯藏書經曆，就這樣起步。

然而與常人不同的是，僅僅兩年時間摸索，至1983年，常江先生便基本確定了自己的楹聯藏書方向。那年，為發起成立一個楹聯愛好者組成的研究機構，也為方便大家交流溝通，他在青海地質隊，自己動手油印了一份A4紙大小的《楹聯通訊》，而這薄薄的四頁紙，卻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份楹聯刊物。從《楹聯通訊》創刊起，他開始刊登已知的楹聯書籍目錄，首期刊出183種，其中少部分自藏，大多是通過各類資料整理出來的。他在此後編輯曆期《楹聯通訊》時，都不忘引導大家關注楹聯書籍，積累書目，進而展開研究。他本人也從此“便把收集聯書和整理書目，作為自己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的分支，學而不輟”。（1999年3月，常江撰《對聯書目研究的曆史與現狀—常江等編〈古今對聯書目〉自序》）在一個學科建設初期，更準確地說連“建設”都談不上、而隻算得“籌備期”時，常江先生能意識到集中收集本專業書籍並編目研究，以為學科發展奠定基礎，當是多麼難能可貴！

自此以後，他富有遠見地將更多聯書收藏精力放在了楹聯古籍和資料類、理論類書籍。這樣，顯然研究意義更大，也有利於為楹聯文化傳承“血脈”。此時，也算天助先生，天助楹聯，他從青海一隅調到北京工作，使他可以利用在京工作的便利，於古籍市場尚未全麵因藝術品投資而升溫的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陸續從琉璃廠等處，收集了一批珍貴的楹聯舊籍資料。例如1987年9月，他在自訂《常江文化年表》中記道：“在琉璃廠海王村購進一批民國對聯書籍，其中包括全套22本的胡君複《古今楹聯彙選》。”對於這次購書經曆，他此後一直為人津津樂道，二十年後回憶起還興奮地說：“這批書成了我收藏聯書的重要基礎，著實讓我高興了許多天，直到現在我還覺得很‘幸運’。”（2007年12月，常江《走向對聯圖書館—我的讀書生活和聯書收藏》）

1989年5月，先生在其楹聯學術生涯第一部代表作《中國對聯譚概》（華夏出版社）“附錄”部分，首次公開了《自藏楹聯書目》，已達201種。“當時‘已知楹聯書籍在八百種以上’，我的收藏占了四分之一，亦相當可觀了。”（1999年3月，常江《對聯書目研究的曆史與現狀—常江等編〈古今對聯書目〉自序》）經過多年堅持不懈地積累，到本世紀初，先生楹聯藏書已蔚為壯觀。2007年他做過一次粗略統計：“已收藏明清聯書60種，民國聯書100種，當代聯書2千種，總數為2千餘種，自覺粲然可觀。”（2007年12月，常江《走向對聯圖書館—我的讀書生活和聯書收藏》）一家媒體在采訪先生時寫道：“迄今為止，自明代開始麵世的2700多種對聯書籍，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成為常江個人書庫的架上客。他可以當之無愧地自詡為‘海內外對聯藏書第一人’。”（2003年1月《贛南日報》，張青雲《才思奔湧　聯情深深—初識詩人、楹聯家常江》）這話並非誇大。當時，作為中國楹聯學會創始人、公認的楹聯界“泰鬥”之一，先生有更多精力、更多平台接觸楹聯，楹聯書籍的收藏渠道增多，數量自然與日增多。當時乃至今日，全國幾位知名的楹聯藏書家，如郭華榮、劉太品、龔聯壽、李文鄭、劉福鑄、常治國、徐玉福等諸公，均奉先生為“牛耳”。坐擁楹聯書城，為“海內外對聯藏書第一人”自然可喜。先生也風趣地說，“這是中國書店培養的，大筆交學費，也值！”（1994年4月，常江《兩棲人的自白》）

2007年2月至7月，先生赴美國洛杉磯探親，在大洋彼岸的這幾個月裏，也許拋開俗事，給了他更多的思索時間，他開始為藏書“後事”考慮，在那裏，他寫下《走向對聯圖書館—我的讀書生活和聯書收藏》一篇長文，回顧了自己的楹聯藏書經曆，更重要的是為他這些藏書，也為楹聯事業的發展，謀劃了一個美好的藍圖。同曆史上許多藏書家一樣，他首先想到的是“散書之憂”，他的憂慮是：“對聯書收藏到現在的地步，實在不容易，如何保證今後不再一次散失？文物‘傳不過三代’，何況圖書？”他也考慮過出路，“如果捐給大圖書館，對於人家上千萬冊的書海來說，我們的四五千冊書，隻不過是一片浪花，人家不會在意的”。這的確是客觀現實。誠如餘秋雨所說：“個人藏書散入大庫，嘩啦一下就什麼蹤跡也找不到了。學者無私的情懷十分讓人感動，但無可否認，這是學者的第二次死亡。”（《藏書憂》）這話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像常江先生這樣作為一個學科的代表人物，他個人書房所積攢的這些書籍，其實正是這個學科的“根基”。所以先生那年在美國，會花費很長一段時間去考慮藏書的去處，實在是在為這個學科的發展而憂。

深思熟慮之後，他提出—“要建一個屬於對聯人自己的‘對聯圖書館’”，他這篇思考後的文章命名為《走向對聯圖書館》，更像是一個口號、一個宣言，他在文中希望並倡議楹聯界誌同道合者都參與進來，他相信大家都“願為此竭力奮鬥”！他開始為這個“對聯圖書館”規劃“藍圖”：“要建一個屬於現代人經營的‘對聯圖書館’。切不可走傳統圖書館的老路子，一定要引進現代理念，自主經營，科學管理，發展實體，方便讀者，把圖書館辦成對聯資料中心、對聯服務中心、對聯出版中心、對聯信息中心、對聯網絡中心，並且成為群眾活動、學術研究、培訓教育、文物鑒賞、內外交流的平台和基地。”他還告訴大家：“我絕對相信，我一定會在有生之年，站在對聯圖書館的講台上，向來賓和聽眾講述，我們是怎樣一步步走向對聯圖書館的，那時，我要把熱心奉獻的文化企業家們都請上台，向他們致敬。這個激動人心的場麵，離我們還有多長時間，七八年？三五年？兩三年？好消息會不期而至，我們要趕快行動起來。”（2007年12月，常江《走向對聯圖書館—我的讀書生活和聯書收藏》）

有了這個構想，在為“對聯圖書館”尋找去處的同時，先生又約定兩位誌同道合的楹聯藏書家山西郭華榮先生和山東劉太品先生，做出一個“石破天驚”的決定—簽下“生死議定書”，三人約定：“我們所有與對聯相關的圖書等藏品，將無償捐獻給對聯圖書館”，“在對聯圖書館建成、藏品捐出之前，如有人不幸棄世，此人藏書將由另兩人（或一人）登記造冊，妥為保管，直至捐出”，“家屬及子女應遵照我們的意願，予以執行”。2009年6月30日，三位先生連同妻子一起在這份隻有350字的“議定書”上簽字，他們將這看做是“預立的遺囑”。這是當代楹聯史上的神聖一刻，至今令人回想，仍心生崇敬！作家徐振澤說：“這是一份何等豪邁悲壯的文件，它展示的是中國知識分子那永不泯滅的良心和道德，讓財產、名利、繼承這些給世間帶來紛爭的詞彙顯得那麼無力、蒼白。”（2014年10月《文存閱刊》，徐振澤《隻為聯花吐幽香—記成其昌先生》）

為了給這些藏書找個好的去處，先生此後數年間，奔波於北京、遼寧等地，多次去考察過、商議過，甚至試驗過，但又都不太理想。直到2012年春節前，天津楹聯學會會長陳偉明先生主持籌建“中國楹聯博物館”，基本具備了獨立保管使用楹聯書籍的條件，先生便欣然決定將“中國對聯圖書館”落戶天津。從他這年的自訂《文化年表》可見，1月、7月、9月，他先後三次前往考察、商議。2013年5月，他正式將自己收藏的“35箱近3千冊對聯圖書資料交給偉明送往天津，和內人一起隨之前往拆箱整理上架”。2017年7月，先生在《津門識寶—續寫“走向對聯圖書館”》一文中，詳細記錄了這一時期，他尋找、建設一個對聯圖書館的艱辛曆程。

作為此事的“落實者”，陳偉明先生後來說：“《走向對聯圖書館》，彰顯了他不計名利、甘當鋪路石的高尚品德，更是被聯界傳為美談。為圓自己心中的夢想—創建中國對聯圖書館，他毅然決然地將自己大半生精心收藏的幾千冊圖書，毫無保留地捐贈給中國對聯圖書館。他和郭華榮、劉太品兩位聯書收藏家，為此簽訂了‘生死協議’。他的義舉感動並帶動了一大批楹聯人將自己的一生摯愛無私地奉獻出來，分別捐贈給中國楹聯博物館和中國對聯圖書館，為中國楹聯文化事業的大繁榮、大發展和構建中國楹聯文化藝術殿堂，貢獻出自己的光和熱。”（2013年12月《天津楹聯報》，陳偉明《詩人　聯家　學者—常江先生藝術成就探微》）

常江先生曾經在一次活動上誇讚朋友的捐贈行為時說：“這是送回一種精神，一種寄托，是修建了一條通往文化的道路，打造了一座通往文明的橋梁。”（2017年4月1日，常江《聰明人的喜劇—在陳廷一向家鄉鹿邑捐贈作品、手稿儀式上的講話》）先生從藏書之始，就立誌於為楹聯學“打基礎”，到最終“坐擁書城”時，又不求回報地奉獻給他所鍾愛的楹聯事業，他何嚐不是為我們修建了一條通往文化的大道，打造了一座更加寬廣的橋梁！

二、從聯書編目到楹聯學

常江先生的楹聯研究，是從“抄書”開始。

這也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書籍甚少，條件有限所決定的。

1979年夏，在青海物探隊工作的他，第一次聽說有本叫《楹聯叢話》的專著，便利用到省城西寧開會的機會，從圖書館借閱到這部後來被譽為“楹聯學開山之作”的大著。他還記得當時情景：“管理員為我從庫房裏拿出一部線裝書，一邊撣土，一邊說：‘這就是《楹聯叢話》，好像從來沒人借過。’我捧過這部書，七分驚愕，三分激動，竟一時說不出話來：天哪！原來清代就有人整理出這麼厚的書！當我讀了序言，看了目錄，更是對於梁章钜欽佩至極。書是不能借走的。照相？那時用的是膠卷，無疑是一筆不小的開支。隻能抄！一周六天工作日，周日去。若幹個星期天，是在這家圖書館度過的。”（2007年12月，常江《走向對聯圖書館—我的讀書生活和聯書收藏》）這一段時期，隨處可見他抄書的經曆，許多楹聯經典著作，他都有抄本。在蘭州，看到梁章钜的《巧對錄》，“來不及抄，我便躲在走廊的一角，一字一字地念，用錄音機全錄下來，回家再整理成卡片”。（1994年4月，常江《兩棲人的自白》）這樣堅持下來，他抄有數部經典，又存有上萬張卡片，“並在業餘時間將研究心得寫成一部20萬字的書”，這部書，就是後來獲得首屆滿族文學獎的《中國對聯譚概》。此後，先生陸續出版了《中華對聯大觀》《名聯鑒賞詞典》《中國對聯大詞典》《中華名勝對聯大典》《對聯知識手冊》等，都是憑借這一字字抄來的底子。

抄書、編書同時，先生意識到，隨著八十年代楹聯書籍在市場上的“走俏”，許多人趨之若鶩，然新出聯書的質量明顯下降，“一些聯書抄來抄去誤差積累達到驚人程度”，麵對這種現象，“我常常感到內疚和失職”。（1993年8月，常江《不尋常的“建築”—〈中華名勝對聯大典〉自序》）他認為，自己有責任“正本清源”，隨大流去漫無目的地抄，既是“拾人牙慧”，也無益於推動楹聯研究，當務之急是先把各時期楹聯書籍係統梳理一遍。先生又一次富有遠見地判斷到，需要整理一份詳盡的“對聯書目”，因為“到底古今有多少聯書，哪些是必讀的，哪些有專門特色，人們心裏是沒數的。各地圖書館不但藏書數量少，而且編目也極不統一”。（1989年1月，常江《水到渠成與引水到渠—開展對聯理論研究之我見》）他在實踐中也肯定地發現，“書目研究對理論研究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填補了一項空白”。（1992年5月，常江《楹聯藝術發展十年—在喀左全國楹聯學術討論會上的演講》）

如今，翻開厚厚一卷《芸樓聯目》，先生在書目整理與研究上的成果顯而易見。然而這背後，卻是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的滴水之功。我將先生書目整理與研究的曆程，大體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83年到1989年，這一階段是先生對於楹聯書籍和楹聯書目的認知、奠基階段。1983年初，他在自印的首期《楹聯通訊》上，刊有183種楹聯書目，其時，主要是為了和剛剛聯係起來的各地聯友交流溝通之便。此後幾期《楹聯通訊》，陸續刊登有先生撰編的《楹聯資料整理的縱橫觀》（第十期）、《怎樣編寫名勝楹聯目錄》（第十一期），以及湖南魏寅先生撰寫的《又一種編錄方法》（第十二期）等重要文章。“可以說，這些都是早期對聯研究的重大成果，對以後的對聯研究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引領作用。”（2016年5月，李文鄭《從〈楹聯通訊〉看常江先生早期楹聯活動及思想的前瞻性》）起初，上海的盧禮陽和楊家梁兩位青年對楹聯書目收集也頗感興趣，曾協助先生做了不少工作，但終因外部原因沒有做成。常江先生便自己堅持了下來，“考慮到楹聯界必須有人來做這件事，雖然很費時間和精力而無顯效，我還是義無反顧將書目整理的事繼續下來”。（2017年，常江著《芸樓聯目·古今對聯分類總書目》）日積月累中，先生所獲的楹聯書目信息日益增多。筆者通過各種資料，大致羅列了一個他所輯書目的遞增情況：

“1983年初，我在青海自編自印《楹聯通訊》，從創刊號開始，連載對聯書目，共刊出183種。”（1999年3月，常江撰《古今對聯書目·自序》）

“明清至今，聯書當在八百種上下。”（1989年華夏出版社，常江著《中國對聯譚概·概說·聯書》）

“1991年，我作為主編之一，同時主持撰寫《中國對聯大辭典》楹聯書目類的934個條目。”（1999年3月，常江撰《古今對聯書目·自序》）

“1997年8月，我與夫人王玉彩合編的《中華對聯大觀》出版，此書附有‘古今聯書簡目’，共收1246個條目。”（1999年3月，常江《古今對聯書目·自序》）

“現在已整理出書目2159種，可觀。”（1999年6月2日，常江致郭華榮、梁申威信）

“（1999年《古今對聯書目》）共收聯書2174種，其中當代聯書1299種。”（1999年3月，常江《古今對聯書目·自序》）

“迄今為止，自明代開始麵世的2700多種對聯書籍。”（2003年1月《贛南日報》，張青雲《才思奔湧　聯情深深—初識詩人、楹聯家常江》）

“到2005年10月，我收錄的書目，達到3607條，其中，明前及明代57條，清代471條，民國598條，當代2250條，香港、澳門、台灣及國外231條。”（2007年12月，常江《走向對聯圖書館—我的讀書生活和聯書收藏》）

“整理完《古今對聯書分類目錄》，共分28類29卷和三個附錄（類書、韻書、待考），收書約7500種，在《常江文集》中，獨立成冊。”（常江《常江文化年表·2017年2月》）

從1983年到2017年，曆經三十四載，所獲楹聯書目從183種到7500種，翻了五十多倍，其艱難不易，非常人所能想象。

1989年，先生於其代表作《中國對聯譚概》第一章“概說”部分，就“聯書”單列一節，有3000多字予以詳細論述。並結合聯書研究所得，在附錄部分，附有“古今聯書序論選”一節，收錄有《楹聯叢話》《楹聯新話》《古今聯語彙選》《曾文正公聯語選錄》《對聯欣賞》《古今楹聯拾趣》等書序跋，後又附有其所輯錄的《自藏楹聯書目》。首次將楹聯書籍研究內容寫入理論著作，並突出書目與序跋的價值，開一代之新風，也由此開啟先生書目整理與研究的第二階段曆程，此後，他開始係統編目並加以研究，將所從事的楹聯書目工作上升到理論階段。如在1991年2月，由中國友誼出版社出版，其與顧平旦、曾保泉合編的《中國對聯大辭典》中，先生編纂“對聯知識條目”數百條，其中專門列出“編纂類”這一大類，以數十條之多的詞條，來詳細列舉、闡釋與聯書編纂有關的專業名詞，亦是史上首次。乃至今日編纂聯書，仍具有指導意義。

1989年，先生編成《自藏楹聯書目》（《中國對聯譚概》附錄）。1997年，編成《古今聯書簡目》（《中華對聯大觀》附錄）。1998年6月，他向所在的北京地質管理幹部學院申報啟動“古今館藏私藏對聯書目”調研活動，麵向全國進行了第一次楹聯書目普查。筆者收藏有一部簡單裝訂、紙質略微泛黃的小冊子，名為《全國館藏私藏古今對聯書目資料本》，題目下注明“北京地質管理幹部學院圖書館課題組”和“僅供各地調研員使用”的字樣。這是已故甘肅省楹聯學會老會長安維翰先生所贈，安老當年應該是作為甘肅地區的一名“調研員”，參與了此次核查統計工作。

一年後，課題組編印了《古今對聯書目》（又題《全國主要館藏私藏對聯書目》），常江先生寫下《對聯書目研究的曆史與現狀》一文代序。他在序言中回顧了這次普查曆程：“與本院從事圖書館和教學科研的李兵、邵英民、馮國良共同組成了本課題組……調查了北京地區的主要藏書情況，同時，在全國各地聘請了一批調研員，請他們協助提供當地主要圖書館的藏書情況。由於種種原因，一些省區未能如期完成。考慮到本課題的基本目標已經達到，便按現有資料付梓。但調研工作仍要繼續，為今後適當機會整理出版《中國對聯總書目》作準備。”誠如先生所說，這部盡管沒有正式書號的《古今對聯書目》，卻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部《古今對聯書目》。”（2007年12月，常江《走向對聯圖書館—我的讀書生活和聯書收藏》）

這一時期，常江先生在實踐中總結、思考、提煉，逐漸形成了他關於楹聯書目研究的一套理論體係，包括楹聯書籍曆史、編目、分類、版本、輯纂、儲藏各個方麵。在肯定書目價值，發揮其作用方麵，先生之說影響最大的便是“五個支柱”說。他多次談道：“一部專論，一部辭書，一部史誌，一部書目，一部集成，是構成一門學科的五大支柱。無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信息研究都是學科建立和發展的基礎，而書目整理又是人們獲得信息的最直接的路徑。書目研究能為專論、辭書、史誌以及圖籍研究服務，同時，其自身也形成學術上的體係，內藏實用性的學問。因此，學問家、出版家、收藏家都毫無例外地重視書目研究，至少，他們也希望得到一份關於本學科的圖書簡目，置於案頭，並據此進行判斷：該寫什麼書，該出什麼書，該藏什麼書。”（1999年3月，常江《古今對聯書目·自序》）他將目錄學的興起，看做是一個學科成熟的標誌。因此，他在參與中國楹聯學會會務工作期間，不僅為中聯會主持製定了“搜集、整理、研究、宣傳、普及、創作、交流”的14字工作方針，還把千年來資料進行徹底清理，出版《中國對聯全集》，作為“中國楹聯學會既定目標之一。”（1986年12月，常江《對聯文化的第三次大繁榮》）1989年1月，在《水到渠成與引水到渠—開展對聯理論研究之我見》一文中，他將“對聯目錄學研究”放在首要位置，其次提出對聯史研究、對聯作家研究、對聯美學研究、對聯格律學研究、對聯修辭學研究和現實問題的研究，“隻有以上諸方麵（當然還有其他一些）的研究係列化、完整化之後，建立楹聯學便會‘水到渠成’，當那些‘章節’還朦朧、支離的時候，楹聯學就缺少立足之處。”

他在楹聯界最早提出“對聯目錄學研究”的概念和方法後，一直在率先踐行，因為他堅信，有朝一日建立起一個全麵的對聯研究“資料中心”，“則對聯研究將會麵目一新”。（1989年1月，常江《水到渠成與引水到渠—開展對聯理論研究之我見》）他還用自己的親身經曆多次告訴同仁們，“倘無書在，如何編得出230萬字的《中華名勝對聯大典》？去年編了百多萬字的《數字合稱辭海》，幾乎把所有藏書都翻了一遍，可見藏書要用才有價值。”（1994年4月，常江《兩棲人的自白》）他肯定地說，沒有“一部書目”，何來“一部專論”？沒有“一部書目”，何來“一部辭書”？沒有“一部書目”，何來“一部史誌”？沒有“一部書目”，何來“一部集成”？“對聯書目之重要，是不容置疑的。”（1999年3月，常江《古今對聯書目·自序》）

先生的思想也常變常新，麵對互聯網時代，他在十年前就預見性地提出：“人們容易產生一種錯覺：對聯發展到今天，以往的書，恐怕隻剩下‘資料性’了；而且，網上的那些‘對聯庫’，會使對聯書籍連‘資料性’的功能都保不住多少。仔細讀讀《楹聯叢編》，我有一個感覺：書是不可替代的，以往聯書的‘曆史性’，更是不可替代。《楹聯叢編》第一冊的四本關於對聯作法的書，直接告訴我們：半個世紀以前的人，是怎樣作對聯的，今天我們又是怎樣把一些簡單的問題複雜化了的。”（2007年，常江《有樂同享》）麵對物欲橫流、日益浮躁的世界，他告誡自己的弟子們：“如果你們確定了選題，不管資料儲備了多少，都要自己建立一個資料庫，不要依賴網絡。我把本學科書目學研究作為這門科學的組成部分，是有理由的。”（2015年9月20日，常江《致弟子學生書》）

上世紀最後一年，先生在撰寫《對聯書目研究的曆史與現狀》一文中提到：“對聯學的‘五大支柱’還沒有形成一道道風景，多數正在澆灌，有的剛剛打樁。在這種時候，書目整理與研究，便格外重要了。”那時，楹聯書目學研究猶在“打樁”；今天，翻看這浸滿先生心血的《芸樓聯目》，我們不由得讚歎先生為這兩行文字所奠定的“世紀之基”！

三、從一葉扁舟到一片汪洋

“我還記得在青海省圖書館第一次看到梁章钜《楹聯叢話》的情景：當圖書管理員把這部厚厚的線裝書送到我手上時，我的心猛地向上一浮，麵對如此豐富的內容，一時竟有手足無措之感。我像是乘一葉扁舟在千折百曲的河道中跌跌撞撞，突然駛進大海，看到了新的渴望已久的天地。”這是1983年，常江先生發表在《八小時以外》雜誌，介紹自己楹聯誌趣的一篇文章，他為文章起了好題目《聯海泛舟》。從此，他便以楹聯這兩行文字為雙槳，泛舟激浪，勇猛精進。後來，劉太品先生寫文章介紹先生早期楹聯活動，也化用此意，用了《聯海泛舟第一槳》這個生動的題目。

起初時，先生即如“一葉扁舟”，在行進中“千折百曲”，但總是“吾道不孤”，在他的努力下，帶動起一批誌同道合者，有的在某個時間段，有的一直以來，都在盡其所能地協助先生共同推進這一“偉大航程”。

就藏書來說，先生藏書能有如今的規模，一定程度上也是集眾家之力而成。比如，幫助他藏書的中國書店雷夢水先生等。先生回憶說：“雷先生的熱心，表現在為有專門需要的人找書，在北京文化界中很有人緣。他有一種賣書的‘理論’：有十本同類的書，賣給十個人，誰都沒有大用；賣給一個人，這個人就能成氣候。所謂能成氣候，就是成為藏書家或者學問家。按照這種理論，他們知道我酷愛對聯，又在新成立的中國楹聯學會擔任秘書長，就‘內定’一條，凡是對聯的書，都留給我。”（2007年12月，常江《走向對聯圖書館—我的讀書生活和聯書收藏》）同雷夢水先生一樣，“來薰閣書店王先生、海王村書店孔先生、燈市口書店劉先生、宣武門書店高先生、隆福寺書店雷先生……”他們或許都是從常江先生身上看到了一個人對於一門學問的執著不懈，他們可以不計較，或者不太計較市場利益，他們去盡力成全這個口袋裏並不富裕的“買書人”，他們知道這是在成全這門學問。這是舊時書販傳承下來的一個優秀品質。

當然，好的聯書分散各處，僅是北京的市場還不夠。我在閱讀先生書信集時發現，他和全國各地的聯友交往中，很大一部分內容也是圍繞著“聯書”交流。如1984年4月14日，致信河南李文鄭先生：“去省圖書館，查一切與河南有關的古籍，以期獲得新的資料。據我的經驗，不會落空的。”1993年2月21日，致信山西郭華榮先生：“如有罕見聯書，視經濟情況，可幫我買一點。”1999年6月2日，致信山西郭華榮、梁申威先生：“我正在搞對聯書目普查，並想盡量把所缺之書補足，為後人留下一份完整些的東西。山西方麵的書，我還缺以下數種，望能盡快補全。”1999年6月3日，致信福建陳健先生：“信附之福建出的書，望能找人幫助尋找。”如此等等，在先生的書信和日記裏，隨處可見。尤其是1999年，他編成《古今對聯書目》，可謂是集全國聯友之力而成，他在該書自序中，特意強調了以下先生的姓名：穀向陽、楊寧江、金實秋、吳翠芬、李文鄭、唐意誠、李靜、李求真、林隨喜、韓星明、盧禮陽、劉福鑄、郭華榮、龔聯壽……時至今日，他說他還常常想起這些朋友對他的幫助。他在《常江文集》的後記中也寫道：“我的文集中都有關於他們的記錄，無論對於生者還是死者，都是一種紀念。”這種“紀念”質樸而純真，讀來令人溫暖。而我以為，他們給予常江先生的，更多的是一種精神上的襄助，是誌同道合者的相互砥礪，因為他們有楹聯文化事業這個共同的誌向，吾道同而不孤。

朋友的幫助固不可少，但能憂今日之成果，也離不可家人對他的理解和支持。尤其是與他相濡與沫的妻子王玉彩先生。常江先生在編纂《古今對聯書目》時，曾戲稱妻子王玉彩是“編外人員”，其實正是這位“編外人員”承擔了許多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首先是支持先生買書。對於有個“藏書癡”的家庭，開支並不算小。因此還有人開玩笑地問過：“這要是給王玉彩買衣服，你舍得嗎？”（2014年10月《文存閱刊》，徐振澤《隻為聯花吐幽香—記成其昌先生》）也許無須這樣問，因為王先生是懂他的。她在給女兒的信中就說：“你爸是‘書癡’，為買書，可以節衣縮食，而且不怕求人。”（1991年12月10日，常江、王玉彩夫婦致女兒成羽信）她還鼓勵此時在香港的女兒，一起幫著給爸爸買楹聯書，並不忘叮囑“舊書店也得轉轉，因為有的書是前幾年出的”，可見，在常先生影響下，王先生連買書的門道都很懂。無需多麼直白的情感流露，就這麼簡單的幾句話，便十分真摯，十分動人。

熟悉常江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抄書時總是帶著王玉彩先生。作家徐振澤說他搜集楹聯資料時，“不僅自己去圖書館或書店抄書，還把王玉彩拉去幫忙。直到退休後，兩個人還時常逛書店，甚至在圖書大廈的角落，坐著自己帶的馬劄，抄書。當需要抄的資料太多時，他們就使用老辦法，用錄音機錄下來，回家整理。古人所謂‘近朱近墨’的說法，並不虛妄，你看，在王玉彩身上就得到了驗證。時間長了，她不僅開始喜歡上楹聯，而且也成了一位界內的知名人士。”（2014年10月《文存閱刊》，徐振澤《隻為聯花吐幽香—記成其昌先生》）的確如他所說，常江先生很多大部頭的楹聯著作，都是與夫人合著，先生不貪夫人之功，是為可貴，夫人能從先生之業，更為可敬。數十年來，他們就這樣在楹聯的道路上並肩攜手，“願得一人心，白首不分離。”

種種因緣，為先生成為當代聯壇之代表人物提供了良好環境，但不細讀先生文集不會發現，這一切成績最根本的由來，是他的堅守和努力，是他的決心和毅力，是他的操守和精神。先生自己曾說：“堅韌，就是肯花功夫，肯費心思。”（1994年4月，常江《兩棲人的自白》）的確，麵對今日之成就，他所花的功夫、所費之心思，足以令我們動容。他知道，他所從事的這項工作“很枯燥，也很辛苦”，但他能“樂在其中”。（2000年10月22日，常江致女兒成硯信）他還不忘勉勵諸同仁，“一再呼籲做對聯學問，重視對聯學術”，他也叮囑弟子學生“踏進對聯的殿堂，就要有耐得住寂寞的勇氣，一步一個腳印地做些事情”。（2013年6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常江《聯壇第五子—鄧政陽〈越縵堂聯話輯注〉序》）在我輩眼中，他無疑是最好的楷模。

多麼不容易！《芸樓聯目》在先生的辛勤耕作下，成刊之時，已載有古今楹聯書目7654種。近十年前，他在《古今對聯書目》成稿時說：“在此，我要向古今聯書的著者與編者致意，感謝你們以自己的辛勞開掘了聯書的曆史長河。”（1999年3月，常江《對聯書目研究的曆史與現狀—常江等編〈古今對聯書目〉自序》）今日，我們何嚐不應向先生致意，感謝他為中華楹聯文化的血脈傳承打通這“一片汪洋”。

天津陳偉明先生說：“我們有理由說，常江先生楹聯方麵的成就並不屬於他個人，而是屬於以他為代表的一大批當代楹聯人，更屬於我們身處的這個偉大時代。”（2013年12月《天津楹聯報》，陳偉明撰《詩人　聯家　學者—常江先生藝術成就探微》）誠如斯言。

徜徉於這聯海之中，我們慶幸這個時代，慶幸三十幾年前的那一“嘩”槳聲。我們要記住、我們應該記住、我們必須記住—那劃槳的人。

2017年11月30日於蘭州

（王家安，青年楹聯文化學者，甘肅省楹聯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列“全國聯壇十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