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有機會來長沙參加首屆湖湘楹聯大會，非常高興。對於湖湘大地，向來就有仰慕、向往之情。一則，湖南自古以來素有“秋風萬裏芙蓉國”、“惟楚有材，於斯為盛”之譽；二則，在中華民族奮鬥史上，留有“秋收起義”“毛澤東故居”等諸多紅色記憶與標識；再則，一提及湖南，腦海裏就會湧現出“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遊泳；岸芷汀蘭，鬱鬱菁菁。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裏，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以及“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這些優美的詩文之句，令人陶醉於湖湘大地。所以，此次來湖南，心裏還是有些期待。
大會組委會安排我跟大家進行一次學術交流，主題是“湖湘楹聯文化的成就、地位和前景”。與我而言，與其說是“交流”，不如說是“學習”，趁機梳理一下湖湘楹聯文化的發展脈絡，豐富自己的智庫。我想，湖湘楹聯文化，其實是湖湘文化與對聯文化的交彙點，對聯文化因與湖湘文化的融合而更加樸厚雄渾，聲震山川；湖湘文化因與對聯文化的融合而愈加逸趣雅致，絢麗多彩。
（一）
明清以來，近六百年間所呈現的湖湘楹聯文化現象，在湖湘文化中占據重要一席，在中國楹聯史上更是光彩奪目、占有十分顯要的地位與作用。就“湖湘對聯文化”概念而言，“湖湘”，是地理境域概念；“對聯”，是文學門類概念。這兩個概念的彙聚與融合，構成了“湖湘對聯文化”的嶄新概念與特色。二者缺一不可，沒有“湖湘”這一地域深厚的文化積澱、淳厚的文化內涵與濃厚的文化氛圍（傳統）；沒有“對聯”這一門類嚴實的藝術律格、精實的藝術技巧、樸實的藝術風貌，就沒有“湖湘對聯文化”這一命題與現象的形成、演繹、延續與繁榮。酌古沿今，群峰綿亙，無論是楹聯理論研究，或是楹聯創作實踐，湧現出一批具有曆史或時代影響力的代表人物，成為湖湘楹聯文化現象的最為重要的基本特征。最為突出的，例如：
茶陵人李東陽，明朝內閣首輔大臣，8歲即以“神童”之譽入順天府學讀書，天順六年（1462）即15歲時中舉，官至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其“天資英邁，讀書一目數十行下，輒成誦不忘。”清人所輯《懷麓堂集》論評其為“高才絕識，獨步一時也，而充之以學問，故其詩文深厚渾雄，不少屈奇可駭之辭，而法度森嚴，思味雋永，盡脫凡近而古意獨存。”李東陽主持文壇數十年之久，其詩文典雅工麗，亦為茶陵詩派之核心人物，其薦揚之文學理念，一是主張學古，反對模仿；二是言由心生，詩文真情；三是知言養氣，文主於氣。在楹聯文學藝術方麵，李東陽以“巧對明天子”而聞名於世，其中，“神童腳短；天子門高”，則以對聯而成為我國曆史文化典故之先河。他題寫的孔府大門聯“與國鹹休，安富尊榮公府第；同天並老，文章道德聖人家”，更是膾炙人口的名聯。
邵陽人車萬育，清康熙三年（1664）進士，官至戶部掌印。其性行剛直、純篤，聲震天下，學問賅博，所著之《聲律啟蒙》，是訓練兒童應對、掌握聲韻格律的啟蒙讀物，更是我國楹聯史上的絕唱。《聲律啟蒙》從單字對、雙字對、三字對、五字對、七字對到十一字對，按韻分編，內容包羅天文、地理、花木、鳥獸、人物、器物等，在國人必讀之啟蒙讀物中獨具一格。你看，“雲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燕，宿鳥對鳴蟲。三尺劍，六鈞弓，嶺北對江東。人間清暑殿，天上廣寒宮。兩岸曉煙楊柳綠，一園春雨杏花紅。兩鬢風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煙雨，溪邊晚釣之翁”，虛實應對，琅琅上口，其聲韻響徹廣袤的華夏大地，曆經幾個世紀而不衰。
安化人陶澍，清代經世派主要代表人物，清嘉慶七年（1802）進士及第，先後調任山西、四川、福建、安徽等地布政使、巡撫，道光十年（1830）官及兩江總督。陶澍在其任內督辦海運，革新鹽政，抗災救災，興修水利，除惡安民，興辦教育，培養人才，頗有政績與貢獻。他一生橫跨清王朝乾隆、嘉慶、道光三朝，是清王朝由盛轉衰的見證人，也正處於我國由封建社會轉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由古代史進入近代史的前夕，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陶澍以虛懷若穀、堅毅向上的精神，承上啟下，銳意開拓，主張“經世致用”、培育人才、愛國濟民的理念，在他的培養和影響下，成就了包括林則徐、魏源、賀長齡、李星沅、鄧廷楨、胡林翼、左宗棠、曾國藩等在內的一代中國近代史的英傑，誠如我國曆史學家蕭一山曾雲：“不有陶澍之提倡，則湖南之人才不能蔚起”。與此同時，陶澍一生著文、吟詩、賦聯，且擅長書畫，造詣不凡，為後代留下不少具有藝術性絕佳的作品，成為湖湘對聯文化乃至湖湘文化的奠基者、先驅者。
雙峰人曾國藩，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其《治學論道之經》《持家教子之術》為世人所崇，一生奉行為政以耐煩為第一要義，主張凡事要勤儉廉勞，以德求官，禮治為先，以忠謀政，修身律己。曾國藩作為一代文學大家，創立晚清古文之“湘鄉派”，講求聲調鏗鏘，深宏駿邁，以包蘊不盡為能事，運以漢賦氣象，拓以雄奇意境。其每日筆耕不輟，甚至一度將給友人寫挽聯作為練筆手段，遂日漸爐火純青，《曾文正公全集》中收有挽聯77副。近代古文家、詩人吳恭亨曾讚曰：“曾文正聯語雄奇突兀，如華嶽之拔地，長江之彙海，字字精金美玉，亦字字布帛菽粟”，可謂近代楹聯創作之高峰。
道縣人何紹基，晚清詩人、書法家，道光十六年(1836)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國史館總纂，及至四川學政，晚年主山東濼源、長沙城南、蘇州、揚州諸書院。何紹基詩聯與書法雙絕，乃晚清宋詩派之翹楚，其七律《元象》中有“石根水怒水根石，天外山驚山外天”一聯，上句比喻人世風波之複雜、險惡，下句又展示人類進步之大勢、遐景，其吟詩作對之造詣可見一斑。而其書法成就更是不同凡響，譽為清代第一，草、楷各體書熔鑄古人，筆意含蘊，自成一家。其聯墨作品不愧為中國楹聯史與中國書法史上的瑰寶，可謂聯墨雙馨之典範者。
慈利人吳恭亨，近代古文家、詩人，能詩文、工聯語，一生致力於搜集楹聯，孜孜不倦，其所著《對聯話》，收錄、保存了道光年間至民國初年不少名人的聯作，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尤其是對大部分聯作特別是名人名作，從不同的角度進行點評，雖片言隻語，但卻迸發出耀眼的理論火花，是繼梁章钜《楹聯叢話》之後，我國楹聯史乃至我國文學批評史上的一部具有理論價值的聯話著作。吳恭亨關於“洗盡庸常”、“擺脫陳言”、提倡創新；強調“言佳處在切題靠題”；進薦寫景“如攝影之器”、“亦栩栩欲活”、“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之原則；崇尚自然，“情文並茂”、“情文相生”、“不露一絲斧鑿痕跡”等一係列主張，成為楹聯理論探索的重要基石之一，至今被信奉為對聯創作及其作品的優劣標準。
（二）
從學術的角度來講，我國對聯文化的發展史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從五代十國時期後蜀孟昶題寫桃符偶句“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的公元965年，到明代中期（1500年），可視為對聯文體以民俗偶句為主要形式的長期孕育階段；二是，從明代中期，到清代中葉，可視為對聯文體逐漸發展並走向繁榮的階段；三是，從進入晚清（近代史開端的1840年鴉片戰爭），到民國時期，可稱為對聯文體趨於成熟、對聯文化呈現出井噴式爆發狀態的鼎盛時期。
其間，近代對聯名家輩出，呈現出對聯作者按地域集群的現象，尤其是以湘軍將領和幕僚為代表的“湖湘對聯群體”，首當其衝，獨樹一幟，影響巨大，並與蘇南、浙北、安徽、江西部分地區的“江南對聯群體”，以及侯官、閩縣藉的“福州對聯群體”等一道，相得益彰，推波助瀾，引領潮流。
縱觀對聯文化發展史，毋庸置疑，李東陽、車萬育、陶澍等人，可以說是近代湖湘對聯文化現象的播種者、開啟者，正是秉承他們的衣缽，以“晚清三傑”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為代表的湖湘對聯群體，包括魏源、郭嵩燾、何紹基、劉坤一、李壽蓉、王闓運、吳獬等主要對聯名家，在我國近代史的初始階段，就把對聯創作推上了對聯史的巔峰；民國以降，易順鼎、吳恭亨、譚嗣同、黃興、楊度、熊希齡、李澄宇等諸多對聯名家，則繼往開來，保持著“連峰去天”之勢。
（三）
及至當代，“湖湘對聯文化”一脈相傳，襲以成俗，依然是名家輩出，從者如雲，在我的記憶、印象中，就有活躍於聯壇的一批高人韻士，有的雖無緣謀麵，其名卻如雷貫耳，除汪濤、魏寅、熊尚鴻、李曲江、唐意誠等老一輩楹聯藝術家外，在本次大會上湖南楹聯家協會所授予的“湖南對聯文化傳承人”榮譽稱號的240餘位楹聯藝術家，以及所表彰的“彭玉麟楹聯創作獎”“車萬育楹聯教育獎”“何紹基楹聯書法獎”“吳恭亨楹聯理論獎”“譚嗣同楹聯青年獎”等的獲得者與提名者，包括近年來活躍於楹聯文化前沿的、名號“湖湘楹聯七子”的石印文、劉鬆山、鄒宗德、周永紅、魯曉川、傅小鬆、楚石等，則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在對聯創作或對聯理論研究（尤其是對聯格律研究、對聯發展史、曆代聯家研究等）方麵，頗有建樹，在全國具有廣泛的影響。
談及當代湖湘對聯文化，尤須推崇的就是餘德泉教授。餘教授從事對聯理論研究、對聯創作、對聯教育及對聯書法40餘年，其間，第一個將對聯納入高等教育教學、第一個在高校設立對聯研究所、第一個招收對聯學研究生，為推動我國對聯文化傳承、繁榮做出了卓越貢獻，榮膺中國楹聯學會首屆“梁章钜獎”及首屆“中國楹聯文化獎”理論獎。餘德泉教授的《對聯縱橫談》、《對聯格律·對聯譜》、《對聯通》，以及《中華對聯通論》等30餘部對聯著作的相繼出版，具有開創性的意義，成為我國楹聯學理論體係的主要奠基者與構建者之一。尤其是餘德泉教授在對聯聲律理論研究中，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所提出的關於“馬蹄韻”聲律體係，獨樹一幟，在全國聯界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馬蹄韻”這一長聯句腳平仄兩兩交替的聲律技巧與規則，至今在對聯聲律理論研究中占據主導地位，它與（由清代湖南慈利人朱先敏提出的）“朱氏規則”及（在明代開始流傳的）“一平一仄”的格式一道，成為當代對聯創作實踐的主流。餘德泉教授擅長行書、隸書與章草等多種書體，尤以章草為著，其精湛的聯藝、書藝溶為一體，相得益彰。為進一步搭建國學研究之交流平台，餘德泉教授還創立“德泉國學書院”，組建學術團隊近百人。“湖湘楹聯七子”則是其中的佼佼者，不僅成為湖湘對聯文化現象中崛起的一個文化品牌，代表著湖湘對聯文化發展的未來，而且在全國亦具有一定的、積極的示範意義。
及此，我們就“湖湘對聯文化”這一命題，沿著曆史的脈絡所簡要闡述的一切，已經充分說明了“湖湘對聯文化”在我國對聯文化發展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與此同時，這一“湖湘對聯文化”現象，也是與湖湘文化的發展一脈相承；與湖湘之人文環境及傳統、與湖湘之社會心理及性格，息息攸關，同命運、共昌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