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統計，鄂東地區和長江-洞庭湖流域的聯家1400餘名，其中考取功名的有290餘人。由此可知，自明清以來，科舉人才在湖北聯家群體中所占比例很大，對湖北楹聯的發展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且具體表現在科舉人才影響楹聯文化的興盛、科舉人才引領楹聯文化的興起以及科舉人才的職業影響楹聯文化的發展三個方麵。

一、科舉人才影響楹聯文化的興盛

科舉製度雖在隋唐開始興起，但《中國對聯集成•湖北卷》收錄的最早的聯家是宋代，收錄有科舉功名的聯家是在明代。如嘉靖年間進士顧闕、明成化年間進士華巒等。曆史上科舉的主要人才是進士，一地進士數量的多少很能反映當地的文化、教育、民風等方麵的情況。據明代湖北進士人數分府州縣統計表來看，“有明一代，湖北各府州縣科舉進士總計達1119人。全省八個府中，以黃州府中進士人數最多，達321人，其次為武昌府，為232人”。單從各縣考取科舉的人數來看，取中進士的最多的前七縣依次為麻城100人、黃岡87人，江夏64人，襄陽39人，蘄州38人，興國（今陽新）36人，京山37人，人數最多的麻城、黃岡、江夏三地，離黃州府、武昌府都很近，由此成為了明代科舉的中心。

到了清代，“根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參照《清朝進士題名錄》、《湖北通誌·選舉表》以及現存湖北地方誌等文獻資料, 經過考證和統計, 得出清代常科考試湖北共產生進士1292名, 約占清代進士總數的4.81%。”從清代湖北各府（州）、縣（州）進士統計表來看，黃州府進士347人、漢陽府284人、武昌府269人、安陸府120人、荊州府119人,超過 (府) 州進士數的平均水平，占清代湖北進士總數的88.16%。因此，清代湖北省的進士主要集中分布於東部的黃州府、武昌府、漢陽府、安陸府、荊州府，而取中進士最多的縣依次為黃岡縣129人、江夏112人、孝感79人、黃陂73人、漢陽72人、武昌52人、江陵49人。上述7縣共計取中進士556人, 占湖北進士總數的43.81%。可見，在科舉盛行的明清，科舉進士的分布都大體相似。隻是到了清代，漢陽府逐漸成為科舉文化的中心。

湖北考取功名的聯家較多的地區有浠水（古稱蘄水）、黃梅、羅田、鹹寧、江夏、蘄春、英山、陽新、大冶、孝感、通城等地。其中浠水考取功名的聯家共有32人，其中進士11人，舉人8人、秀才9人，貢生1人，庠生1人，鄉試亞元2人；羅田考取功名的聯家有25人，其中進士2人，舉人3，秀才19人，庠生1人；黃梅考取功名的聯家有25人，其中進士3人，舉人6人，拔貢1人，貢生2人，秀才13人；鹹寧考取功名的聯家有22人，其中進士2人，舉人3人，庠生1人，優貢1人，秀才15人；江夏考取功名的聯家有21人，其中進士5人，舉人5人，貢生1人，庠生2人，拔貢1人，秀才7人。事實上，科舉人才數量的多少與一地楹聯文化的興盛有很大關係。浠水（明稱蘄水）、黃梅、羅田、蘄春（明稱蘄州）在明清屬於黃州府，陽新（明稱興國）、大冶、鹹寧、江夏、通城在明清屬於武昌府，孝感明代屬於德安府，清代屬於漢陽府。這些州府都是明清以來科舉發展的中心，不僅科舉人才多，而且聯家中科舉人才也多，因此，科舉人才對楹聯文化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

二、科舉人才引領楹聯文化的興起

由上文可知，科舉人才對楹聯文化具有巨大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不僅跟科舉人才的數量有關，也跟科舉人才特別是進士、舉人聯家的出現時間有關。可以說，在科舉人才數量、質量不分上下的兩個地方，如果一地出現了一位或多位明代聯家，那麼該地區的楹聯文化水平很大程度上會高於其他地區，事實上也理應如此。湖北眾縣中，出現明代聯家的地區有江夏、黃梅、浠水（古稱蘄水）、蘄春（古稱蘄州）、英山、江陵、嘉魚、蒲圻、崇陽。其中蘄州（今蘄春）出現的明代聯家時間最早，為成化年間進士華巒。江夏明代聯家有5人，為湖北地區明代科舉聯家最多的地區。

以上出現明代科舉聯家的地區多集中在黃州府和武昌府，而這兩府的科舉文化在湖北省也是遙遙領先。由此我們可以推測，湖北楹聯文化也最早在黃州府和武昌府興起，且與明代聯家的引領、推動作用分不開。為什麼這麼說呢？除去人口因素、經濟因素、政治因素，我們還可以從與科舉文化密切相關的文化因素、人文地理因素來分析找答案。文化教育是影響進士數量和分布的內在因素。從明代湖北分府興建、修複書院一覽表來看，黃州府新建書院35所，修複書院2所，占全省百分比為33℅，位列全省第一。武昌府新建書院22所，修複書院3所，占全省百分比為22℅，位列全省第二。就人文地理環境而言,湖北進士的地理分布特征也受到了社會文化環境以及社會風俗的影響。一般進士數量較多的地區, 往往具有良好的文化教育環境和崇文尚儒之風。科甲強府黃州府自宋代就有“山清水遠, 士風厚善。其民寡術而不爭, 其士靜而文, 樸而不陋”之說。這些因素對一地整體學風的提升都有巨大的推動作用，楹聯文化的興起當然深受其益。因此，科舉人才可以引領楹聯文化的興起，科舉聯家出現的時間越早、越多，該地的楹聯文化就興起得越早、越快。

三、科舉人才的職業影響楹聯文化的發展

除以上兩點因素外，科舉人才的職業也影響楹聯文化的發展。根據《中國對聯集成•湖北卷》對聯家的職業記載情況來看，科舉人才的職業大體可以分為政治性強和文學性強的兩種。明代進士聯家政治性強的職位有宰相、工部侍郎、戶部尚書、吏部尚書、右都禦史、兵部侍郎、兵部尚書、吏部主事、刑部主事等職，文學性強的職位有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編修等職；明代舉人聯家的職位政治性都很強，有知府、民部郎、縣令等。

到了清代，進士聯家大多出任政治性強的職位，如侍郎、知縣、知事，刑部主事，巡撫，知府等；清代舉人聯家大多數都出任文學性強的官職，如教官、教諭、書院院（山）長、內閣中書、講師、太史、同考官等；清代貢生聯家一般出任主簿、文林郎、教育局長、塾師、儒林郎、知縣、塾師等文學性強的官職；清代秀才聯家大多數都出任塾師、教諭，有一小部分任知縣、知州。

無論是出任政治性強的官職還是出任文學性強的官職，科舉人才都能影響楹聯文化的發展。科舉人才出任政治性強的官職有利於上層建築重視楹聯文化，因為當官者擅長並愛好楹聯，其所製定、頒布的政策勢必有利於楹聯文化的發展。科舉人才出任文學性強的官職可以通過自己的著作、思想直接為楹聯文化的發展。大量的舉人當書院院長，大量的秀才當塾師，雖然他們沒有進入封建社會正統的官僚體係，但他們把自己應對科舉考試所積累的知識、經驗傳授給下一代，為社會基層的文化普及以及楹聯文化的紮根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因此，科舉人才無論從事什麼職業，對楹聯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或間接或直接的推動作用。為湖北楹聯在近現代的實質性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科舉應試文體，八股文是散文中的特殊樣式。八股之特征，首先即是一分為二的對照思維。立足於語義和結構層麵的廣義的對偶，在出對句的字數上可能有所變通，但這並不影響其對偶結構的成立以及篇章段落的整體勻稱。羅積勇先生認為，“明清的八股文在其股對中繼承了規則重字對、假平行對的寫作方法，上下聯字數相等且無相同字眼的‘股對’，已十分接近後世的長聯，且一邊自對的蔚成氣候，與八股文的盛行也大有關係。”既然科舉考試必須要考八股文的寫作，那麼科舉人才自然對對仗性的文字寫作十分熟悉，這也是科舉人才對楹聯發展有巨大影響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