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博物館藏有一件清末名臣曾國荃手書對聯，文曰:“文章固自有機柕，官職況已登清華。”，上款為“鬆圃尊兄大人雅正”，此幅對聯書於蠟箋紙之上，上聯“機”字有墨流動之痕跡，以一般贈書而言，如作者在創作過程中出現類似情況，便不宜送人，但此幅書法卻流傳至今，引起了筆者濃厚的興趣，故想探尋一下該對聯身後的故事。

通過翻閱書籍，在彭愛華編《曾國藩楹聯嘉言》中載有曾國藩贈鬆圃聯，文曰:“焚香細讀斜川集，俟火親烹顧渚茶”，從贈聯中，可知“鬆圃”與曾國藩、曾國荃兄弟有一些聯係，並且他們之間似乎還有著不同尋常的交往。後經詳細考釋，有清一代，以“鬆圃”為字或為號，並與曾氏兄弟時代相近者，共有三人，一為江西籍詩人李秉禮（1748—1830），二為嘉興著名文人吳若準（？），三為清末名臣馬繩武（1822—1887）。最後經篩選，筆者認為 “鬆圃”應為馬繩武。

查閱官修《清史稿》，未載馬繩武其人，而一些零星的記錄散落於支離破碎的史料、地方誌和名人日記中，如清人紀弘謨等修《保定府誌》中僅記有“馬繩武，安徽懷寧人，五年任。”十一個字，兩朝帝師翁同龢在其光緒二年（1876年）五月初八日記中記“天津府馬繩武饋鮮鰣魚一尾，熟而薦之、光緒七年（1881年）初二日中，“馬鬆圃送鰣魚一尾，鰣魚不甚鮮矣。”，而官修《大清穆宗毅皇帝實錄》中載“知府員缺緊要馬繩武署任以來。辦理妥協。請準以該員補授等語。天津府知府。著準其以馬繩武補授。嗣後不得援以為例”。

尤為有趣者是市麵上流傳著一本名為《金鑾殿·綠頭簽》的書，作者馬含芳，雲係馬繩武曾孫，他以史為本，用演義小說的形式講述了他的曾祖父馬繩武、祖父馬慶麒、父親馬延鴻及他本人四代的風雨人生。據馬含芳回憶，他自幼生長於錦衣玉食的深宅大院，就讀於北京外交部小學，家中世代書香，居處僅書房就有三個，除去琳琅滿目的書籍、珍玩外，還有清代中興四大名臣中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贈給其曾祖（馬繩武）的書畫，及與馬家有過交往的袁世凱、曹錕、崇善、趙以炯等名人書劄。該書清晰地記錄了筆者於官方史書很難尋覓的清代人物——馬繩武和他不同尋常的人生經曆。

馬繩武（1822—1887），安徽懷寧人，字鬆圃、筱圃，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科進士，任翰林院庶吉士、編修、侍讀等，後署理天津知府，入曾國藩幕府，赴天津辦理通商事務，主持招撫局。曾於天津籌建會文書院。後兼任長蘆鹽運使，賞二品頂戴。光緒十年（1884年）升內閣學士，光緒三年（1887年）出任江西放賑欽差大臣，加戶部侍郎銜。後病歿於欽差大臣任上。（根據馬含芳著，《金鑾殿·綠頭簽》整理。）

馬繩武出身科舉，為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科進士，並定居京城，其嶽父為朱姓翰林（不明），居京期間，他交友廣泛，其中與同鄉李鴻章最為莫逆，由於李師出曾國藩，故馬對曾亦執弟子禮，還一度入曾國藩幕府，並結識了曾國藩的九弟曾國荃，巧合的是馬繩武的嶽父朱翰林與左宗棠為遠親，故馬與左宗棠的關係也甚為親近，在翰林院任職期間，馬還與後來之清末重臣沈葆楨過從甚密。從其交往的諸多友人來看，馬繩武絕非一般尋常人物。

本文從曾國荃的贈聯說起，故話題再回到馬繩武和曾氏兄弟關係上，經考證，馬與曾國藩的關係應由師友而至上下級，最初在同鄉密友李鴻章的援引下，馬始進入曾國藩的視線，成為其幕友，而馬繩武天津知府的官，也很可能跟曾國藩和李鴻章的推薦有關，《曾文正公年譜》載“又奏委丁壽昌署天津道，馬繩武署天津府”，而清實錄中則記有，“同治十年，李鴻章奏請以署任知府馬繩武正式補授天津知府”，從記錄中可知馬與曾、李之間的聯係。而後曾國藩在人生的最後階段，以直隸總督身份處理“天津教案”（鹹豐十年（1860年），天津民眾圍攻教會機構，造成數十人被殺，其中包括十名修女、二名神父、二名法國領事館人員、二名法國僑民、三名俄國僑民及三十多名中國教眾，被焚毀的有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及教堂邊的法國領事館、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基督教堂。事件發生後，以法國為首的七國（英、法、美、俄、普、比、西）公使向總理衙門抗議，並集合軍艦在煙台、天津一代示威，最終，清政府派直隸總督曾國藩出麵與法國交涉，在曾的主持下，不主張與法國開戰，並先向英、美、俄進行賠償，後赴天津，發布《諭天津士民》，要處死參與破壞活動者的十八人，充軍流放二十五人，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革職充軍，賠償各項白銀46萬兩，由崇厚出使法國道歉。而隨後曾國藩被朝中士人和民眾視為“賣國賊”，最終由李鴻章出麵將原二十名死刑犯酌減為十六名，四名緩刑，教案發生後，曾國藩深負罵名，自認為“外慚清議，內疚神明”於次年去世。）對於天津教案的處理，同樣有馬繩武的參與，由於史料的缺乏，隻能通過一些小說和文章，探尋模糊的曆史細節，唐浩明著《曾國藩·黑雨》小說中曾描述有“新上任的天津知府馬繩武，為答謝曾國藩的重用之恩，送來了一個絕妙的點子，幫曾國藩從另一困境中解脫出來。”，“前些日子，青縣紅柳莊吳姓和陸姓發生械鬥。陸姓吃了虧，死了六個人，上告縣令，縣衙門出兵抓了吳姓七個凶手。案子報到知府衙門。一個老書吏悄悄對馬知府說：“太後要曾中堂多殺幾個凶手，曾中堂為證據不足而發愁，青縣這七個凶手橫豎是死，不如將他們算作殺洋人的凶手，這不幫了曾中堂的大忙？”馬繩武聽了大喜，連聲誇書吏腦子活，他正愁沒有什麼來報答曾國藩，這可真是大禮一件！”.......“馬太守，你真聰明能幹！”曾國藩從心裏讚賞，從心裏感激。這個主意太好了，既可向朝廷作交代，又可堵塞洋人之口，自己的良心也不受譴責。”.......曾國藩真的覺得自己腦子太笨了。他當夜就給太後、皇上上折：........”鑒於唐浩明不僅是一名優秀的小說撰寫者，還是研究曾國藩的著名學者。故其說法應非空穴來風。從小說中，可推知曾國藩與馬繩武的之間的密切關係，及二人在大難臨頭之時，那種說不出的默契。後曾國藩病逝，馬繩武於次年上奏折，專為曾請建祠堂，以慰老恩師的在天之靈。

如果說曾國藩是馬繩武的師長、上級，那麼比馬小三歲的曾九帥曾國荃就是他的小兄弟，據馬含芳記述，曾國荃曾與馬繩武結為金蘭，並且私交甚篤，曾國荃每次路過京津，必然要與這位兄長相聚，以至馬繩武於光緒十三年（1887年）因賑災歿於任上，在清政府的主持下，由專員在京城崇效寺設靈堂開吊三日，接受朝中大臣和誥命夫人、親朋好友、門生、僚屬、親朋的門下人吊唁，“首日吊唁的大臣中，李鴻章和曾國荃此時已是封疆大臣，位高爵顯。而他們不但堅持要到靈前親祭，而且不許孝子蓋紅氈。當然家中諸人都理解他們的心情，曾國荃走到拜墊前揭氈時，慶麒（馬繩武之子）急忙伸手按住紅氈。這位不尚虛套的爵帥勁由哀痛轉為薄怒，脫口衝著慶麒說：“你小子還敢攔叔！”慶麒隻得作罷。曾國荃掀去紅氈，匍匐在地，失聲痛哭。曾國荃借此哀痛，一抒胸中難言的鬱悶。他的確值得一哭，為不幸殉國的同僚、兄弟，為自己多舛的命運.......”，此情此景，可見證二人的兄弟之情。

書文至此，方弄清了馬繩武與曾氏兄弟的關係，馬繩武一生為官可謂平步青雲，這也得益於他始終以謹慎內斂為要訣，並與曾國藩、曾國荃、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等人友善，他的友人均是清同光時期身係朝局的重臣，故馬的身份可略窺一斑，因此以“鬆圃”為上款之書畫作品必然比比皆是，應不僅限於馬含芳先生家藏的舊物。因此，首都博物館藏的這幅對聯就有了一層更有意思的解釋。鑒於馬與曾國荃的關係為兄弟、密友，故此幅書法可能是馬托曾所書。曾在書寫此對聯時，應帶有一種崇敬之情，如出現了墨流之情況，定然重新補書，不會草草了事，而這件書法的用紙本身采用不易吸墨且昂貴之蠟箋紙，加上必須輔之以濃墨，故難度大於一般宣紙。而出現墨流的情況，很可能由於在一旁侍側之仆人的粗心，過早的將對聯舉起，導致了墨流的狀況，且流勢向兩個方向延伸，可想當時有兩人在側，一人或曰“流啦”，另一人趕忙舉起，導致墨流向了另一個方向，最終結局不言而喻，遭到了曾國荃的訓斥，不得已隻能由曾九帥重寫，而這個看似作廢的書作，懾於曾的書名，由仆人攜出，進入了書畫銷售市場，這可能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幅作品。總之，此觀點為推測，具體故事真偽如何？隻能待更可靠的證據出現，方能大白於天下。

馬繩武這個被近代史所忽略的人物，如沒有流傳於世的書法加以佐證，可能很快即無據可尋，故此這也是一種曆史的巧合。當然，本文的佐證資料大多來源於小說，其記錄自然有一些戲劇性的成分，但與那些沒有被史料和小說記錄的人物相比，馬繩武還是幸運的。我相信，隨著口述曆史和新史料的發現，定會解密更多鮮為人知的曆史人物，讓這些鮮活的人物重新走進後人的視野，為今後的曆史研究提供一更為廣闊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