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人對朱熹的記憶和情感，大多來自於一副對聯：“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聖人。”據傳此聯乃朱熹所撰，經弘一法師書寫，懸掛於開元寺天王殿柱子上，從此不脛而走，成為泉州這座曆史文化名城對外宣傳的一張名片。
安海石井書院
但要是那麼說，這句話就該失傳了，不會讓我們這樣整天掛在嘴上。過嘴上的癮都快一千年了，難道不應該重新想一想？當然，說安海是文化古鎮沒有錯，就憑有石井書院這一點，叫文化古鎮並不欺世。但石井書院是之後建的，並非朱熹主持的書院，隻是“繪二朱夫子像於尊德堂”。真真沒有太多可以炫耀的。（《被忽視的海絲八大商人》）
許謀清當然讀懂，朱熹采用的是言過其實的誇張修辭法。他之所以抓住“滿街”和你抬杠，用意在於要告訴泉州人，不要陶醉於800多年前古人的一個善意的玩笑而飄飄然，總是整天掛在嘴上喋喋不休，忘了當下的努力，無異於阿Q式“先前闊”的虛幻。
開元寺勤佛
綜合以上情況，我還是認為朱熹撰聯的可能性值得懷疑。在泉州，朱熹“被作者”的情況是有的。永春縣也有一副廣為流傳的名聯：“千潯瀑布如飛練，一簇人煙入畫圖。”曆來都說是朱熹所撰。林振禮教授經深入考證，有理有據，把其知識產權歸還唐詩人韓偓。（《永春陳山岩題刻之謎》）別的不說，單從藝術風格上賞析，這副聯與韓偓詠閩南詩句“四序有花長見雨，一冬無雪卻聞雷”如出一轍。
話還得說回來，對朱熹撰開元寺名聯，弘一法師一定是深信不疑的，否則他不會題寫。曆來也沒有聽到多少質疑聲，已經算是定說，要推翻非得有新的鐵證不可。那麼朱熹會是什麼時候撰寫的呢？對照年譜，最大的可能應該是在他初仕同安，發生“出入釋老，反求六經”思想轉變之前。
許謀清還踩了一個地雷，我們有必要就他關於安海“二朱過化”是“虛名空殼”，隻是“曾留下朱熹的影子”的看法再加以討論。
安海朱子書院
以上所引史料雖然不多，但是出自朱熹同時代人的著述，真實性和可信度高。這篇論文是新時期以來最早研究安海“二朱過化”的文章，為泉州的朱子學研究開了好頭。
1999年底，林振禮教授潛心探研，完成專著《朱熹與泉州文化》。該書重點考評朱熹泉州事跡，專節論述朱氏三代與“閩學開宗”。作者認為——
後來人們正是把泉州的人文鼎盛、理學景觀與“二朱過化”以及石井書院的創立相聯係，稱譽安海為“溫陵始學”和“閩學開宗”之地的，詞雖近誇，實固如是。
2004年，林振禮教授在進一步深入實地考察、收集挖掘資料的基礎上，對原著作了較大幅度的調整。放寬視野，擴大架構，豐富材料，增加篇幅，增訂出版了30萬言的《朱熹新探》。哲學名家蒙培元教授對該書作了很高的評價，在書的序言中他說——
這部著作開辟了許多新領域，提供了理解朱子的許多新空間，體現了作者敢於言人之所未言的探索精神。“朱子的風水觀”、“朱子與摩尼教”、“朱子在民間的多重形象”等重要章節，就是其中最有特色、最有突破的成果。作者從佚文考辨和野外調查開始，進到生態、宗教和美學等諸多領域，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見解，填補了朱子研究的許多空白。
蒙培元教授特別注意到《朱熹新探》“具有濃厚的地域文化的特征”，認為作者對朱熹風水觀的研究有先聲奪人之勢，“使他成為我國研究朱熹風水觀的最早、最重要的學者”。對作者重新考證史實，就朱熹與摩尼教的關係提出的“仕泉偶涉，知漳則禁”的結論，更是謂之為“石破天驚”，其欣喜之情溢於言表。
由此看來，許謀清的持論欠缺準確，值得商榷。不過也應承認，目前已有的相關文獻記載的確有限，特別是真金白銀的證據較少。當然，隨著研究的深入，新東西被發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去年石獅舉辦的“宋理學名儒柯國材學術研討會”，因為柯國材也算是安海人，“二朱過化”成熱門論題之一，有些新材料值得注意。
如清柯琮璜《奎光閣題名匾大略•序言》記載：“柯姓因理學鄉賢翰公國材，自同安鼎美鄉從朱夫子講學於石井書院（鼇頭精舍）。”雖僅是清人隻語，但與人物關係及曆史情景的可能性相符，可備一說。也有的新說略顯草率，如有論文說，紹興元年（1131年）柯國材隨父徙居安海，就讀於鼇頭精舍。翌年朱熹父親任石井鎮（安海）鎮監並在書院講學。柯國材長朱熹14歲，同在書院讀書，因而又稱學兄學弟。算來其時朱熹才3、4歲，所謂學兄學弟，顯然主觀臆測成分居多。
44年前，同安縣從泉州析出歸屬廈門市，泉州的朱子學研究者有東西被掏去了大半的感覺。其實，思想的影響不會隨區劃的變動產生根本性改變。上述陳祥耀教授的論文把學術視野擴大到泉州及閩南地區，論述了朱熹對民風士氣、文化發展等方麵產生的影響。特別強調——
朱熹及其門徒，在閩南宣揚孔孟的仁義忠孝道德，宣揚理學的修身養性，宣揚古代的禮教，對於泉州等地人民純樸忠厚民風和道德水準的提高，當然會起相當重要的作用，所以泉州一時有“海濱鄒魯”之稱。
陳祥耀教授的觀點得到曆史學家陳支平的呼應，他剛出版的專著《朱熹及其後學的曆史學考察》有了更為深入係統的論述。他認為從曆史學的領域來考察，朱子學至少應該包含“義理心性之學”和“社會建構管理之學”兩大相輔相成的結構。前者基本上已走上學術化的道路，其精義很難為一般的民眾所了解，即使像他，有時也是一頭霧水。他說——
無論是曆代統治者還是一般士人民眾，對朱子學的認知，恰恰集中在朱子學的“社會建構管理之學”上麵。……朱熹強調社會管理中的個人行為必須遵循“仁、義、禮、智”的準則；在人與人關係上，應當遵循上下有別的“孝悌之道”。這就為民間社會設計推行了可以作為世代延續的生活方式。
同時我們還看到，朱熹對於民間社會的教化自己也是身體力行的。他與柯國材之間，從相遊相樂、趣味相投到結為“匪同而和、肺腑以傾”的進道之友，就是為人處世的一段曆史佳話。
名人思想作為對地方文化的影響，二者之間存在互動關係。前者是主導，但後者的接受和延續有可能產生效果的最大化。譬如韓愈任潮州刺史八個多月，卻贏得“潮州山水喜姓韓”，潮州人對中華傳統文化深抱溫情，對韓愈表達了他們的最高敬意。
當然，朱子學研究的目的意義，不在於為人們提供頂禮膜拜的高大上偶像，而是要進行一場精神對話。弘揚朱子文化，既要有專家學者的學理性研究，也要做好普及，讓研究成果從學術殿堂延伸到社會，成為大眾的日常生活。離開現實世界的召喚，思想學術就失去分量。希望有一天，時空可以穿越，朱夫子重回晉江、泉州，他會笑吟吟地說：此地今稱文都，滿街都是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