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在《楹聯藝術發展十年》中，提出要擺脫前人的束縛，解放思想，講了下麵一段話：

當初的桃符，是在大門上畫荼和鬱壘兩個神像，後來變成左邊是“神荼”兩個字，右邊是“鬱壘”兩個字，用桃木板刻上的。這是什麼?我們為什麼不能將它叫做最早的對聯呢？

也許被當作異想天開的即興之言，這段話幾乎沒有任何反響，成了過耳之風。其實，提出這個觀點，我是經過思考的。

一

從神話中的荼與鬱壘，到門上的畫此二神像，出現桃符，這一事實，是普遍地被人們所接受的。

最早記載這一神話的，是《黃帝書》和《山海經》：

謹按《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檢）閩百鬼。無道理妄為人禍害（者），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月）除夕飾桃人，重葦茭，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冀以衛凶也。（漢應劭《風俗通義·把典第八·桃梗葦茭畫虎》）

《山海經》曰：“北方有鬼國。”……《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裏，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茶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漢王充《論衡·訂鬼篇》）

王充所引，在今本《山海經》中不存。查《山海經》隻有相關的兩處：“鬼國在貳負之屍北”（海內北經）；“大荒之中，有山名衡天，有先民之山，有桀木千裏”（大荒北經）。很難說它們與神荼、鬱壘有確定的關係，因為度朔山在“東海”（見《論衡·亂龍篇》）。王充所見的《山海經》想必是沒有被後人刪訂的一種本子，他的引文應該是可信的。

二

我們所感興趣的，並不是這個神話本身，而是它在民俗學中產生了什麼影響；我們尤其要注意的是，在驅鬼避邪這一原始思想支配之下，人們在門戶上除了“畫神荼鬱壘與虎”，還寫了什麼文字。

《新編連相搜神廣記·後集》在引用《山海經》上的神話之後，說道：

於是，黃帝法而象之，因立桃板於門戶，上畫神荼、鬱壘以禦凶鬼，此則桃板之製也。蓋其起自黃帝，故今世畫神像於板上，猶於其下書左神荼、右鬱壘，以元日置之門戶也。（轉引自《中國神話資料萃編》）

桃板是什麼?五代後蜀馬鑒《續事始》中“桃板”一條是這樣說的：

《玉燭寶典》曰：元日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以鬱林山桃，百鬼畏之，即今謂之桃符也。其上或書“神荼、鬱壘”之字。（見《說郛》卷十）

這裏所引的《玉燭寶典》，是隋杜台卿所撰。

從以上關於祧符上所書“左神荼、右鬱壘”文字的記載，我們不難看出，至晚到隋代，門戶上已經有了“神荼、鬱壘”這四個字了。

三

用對聯的獨立性、對稱性等基本特征，來考察古代門戶上的“神荼、鬱壘”，會出現什麼結果呢?

首先，這是以禦凶鬼、祈吉祥為目的的，有獨特的區別於其他文字的功能；它不需附加其他文字，就能給人以關於兩位神人的形象聯想，具有獨立的意義；它具有特定的時效性，即“元日置之門戶”，與春聯的作用完全相同。

其次，我們發現，“神”字本沒有，是後人加上的去的。“荼與鬱壘昆弟二人”隻能理解“荼和鬱壘兩兄弟”，不能理解為“荼與、鬱壘”（《中國神話傳說辭典》）。至於“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壘”（《漢學堂叢書》引《河圖括地圖》），則可能是訛誤所至，可以不去討論。

為什麼一定要在“荼”前加“神”呢? 道理很簡單，為了書寫的對稱性：大門上，一邊是兩個字“鬱壘”，另一邊是一個字“荼”，便破壞了中國人心目中的均衡對稱美。而加了這個“神”字，便使事情產生了質的飛躍，有意識地使這兩個神名，具有對仗的意義，這便進入了對聯的範疇。

由“荼”變成“神荼”．應該是漢代的事。漢代文獻引古文時，依前人用“荼與鬱壘”，如《風俗通義》引《黃帝書》；敘述古文時．則用“神荼鬱壘”，如《論衡》介紹《山海經》；詩文創作，一律用“神荼鬱壘”，如張衡《東京賦》：“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論衡·亂龍篇》中，將“神荼”與“荼”同時使用，是不是更能說明在“荼”前加“神”就在漢代呢？

上古之人，有神茶、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為人禍，荼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為人，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闌。夫桃人非荼、鬱壘也，畫虎非食虎之虎也，刻畫效象（像）冀以禦凶。（東漢王充《論衡·亂龍篇》）

而立桃人葦索儋牙虎神荼鬱壘以執之。儋牙虎神荼鬱壘二神：海中有度朔之山，上有桃木蟠屈三千裏，卑枝東北有鬼門，萬鬼所出入也。神荼與鬱壘二神居其門，主閱領諸鬼。其惡害之鬼執以葦索食虎，故十二月嵗竟常以先臘之夜逐除之也，乃畫荼壘，並懸葦索於門戶，以禦凶也。（東漢蔡邕《獨斷》卷上）

自漢代而後的文獻，凡涉及此神話者，如南朝梁宗懍《荊楚歲時記》、唐李善注《文選》、五代後蜀馬鑒《續事始》、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一般稱“神荼”，幾乎沒有稱“荼”者。

王充和蔡邕一再稱“神荼”，卻都沒有提到“書神荼、鬱壘之字”的事，很值得注意。是不是可以這樣推論：書字這個重要的事件，發生在漢末或漢代以後不遠的時候，漢隋之間。

還要提請格外注意的是，神荼（shen shu，音伸舒）,是兩個平聲字，鬱壘（yulu，音玉律），是兩個仄聲字。“左神荼、右鬱壘”的寫法,和對聯的讀法（上聯仄聲尾，下聯平聲尾）、貼法（上在右，下在左）完全一致。與其認為是古人與今人的巧合，不如認為今人延續了古人的習慣作法。如此“規範化”了的作品，還不是對聯的始祖嗎?

四

在研究最早的對聯這一極為重大問題時，曆代古人和包括我在內的今人，都長期未能跳出一些誤區，以致產生熟視無睹的偏見。

誤區之一，隻相信有記載的、被肯定為是“對聯”的東西，少於分析研究式的探索。梁章钜之所以相信“紀文達師”之言，認為對聯產生於五代後蜀，是因為“餘慶長春”一聯屢見記載。今人多把時間推到唐代，也隻因為有唐代及後代詩論中的應對。

誠然，記載不可不信，不可不求，但決不要企望在古文獻中找出明代才有的“對聯”這個詞彙，作為立論的依據。我們必須充分注意今人研究成果，並“記載”下來，告訴後人。

誤區之二，隻承認本來意義上的“楹聯”，不大願意承認應對也是對聯的一類，仿佛古人應對的作品，算不上對聯似的。於是．盡管人們多次提及晉代已有“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這樣獨立完整的、具有高超藝術價值的應對，並且在《晉書》卷二十四中找到明確的“記載”，可還是不那麼理直氣壯地說晉代已經有對聯了。

誤區之三，以為對聯一開始就要達到“完美”的程度，此後的發展，也應該“一年一個新台階”不斷有大幅度的驚人變化，而不允許最初的成果是不那麼有意識的、不那麼完善的，發展（尤其是形成）階段的某一時期也不允許發生滯緩現象。對於一種古老的文化傳統，這實在是一種苛求。麵對浩浩長江，誰能想到它的源頭竟是巴顏喀喇山中薑古迪如冰川呢？江水與冰川可是水的不同的形態呀！就對聯的長河而言，它自神荼、鬱壘發源，流入魏晉南北朝，流入隋唐，流入五代及宋（元），流向明清以至當代，奔騰而下，在時間上的連續性都能得到無數的印證。這樣，對劉孝綽兄妹“對聯”，敦煌變文“對聯”的認定與研究，便不那麼重要了，因為它們充其量也隻是一個支流。

綜上所述，就目前所能找到的資料分析，我們嚐試著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對聯產生於漢隋之間，至今已有近兩千年曆史。第一副對聯是“鬱壘，神荼”，這是一副門對，相當於春聯，也是一副具有相當藝術水準的神（人）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