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掖，乃河西舊郡，絲路名垣，自古多元往來，人文昌盛。尤其是享譽海內的邊塞詩文，其出於張掖者，不乏津梁，就像那《甘州令》的詞牌，每每教人沉醉。
邊塞詩歌肇啟於漢，顯赫於唐，而至於唐時，律詩方成氣候，受四聲屬對影響，楹聯這種對仗文學方才處於萌芽時期。故而遺憾，在途徑張掖的那一串串盛唐駝鈴聲中，有七言、五言的歡唱，有詞牌、曲牌的高吟，卻少了兩行文字的烘托渲染。唐宋以降，盛況落幕，特別是經濟、文化、政治中心的南移，令昔日的絲綢古道，鮮有了那夾道而來的千疊萬唱。留在這裏的詩文少了，尤其是名家力作少了，包括此時日漸起步的楹聯文學，亦是罕有佳作傳世。故而陶琦君浸淫甘州史誌文獻數載，多方苦苦搜尋，也難覓元明，乃至清早期聯作之二三。這是曆史的遺憾。然而曆史不容假設。任一文體都有其萌生與發展的背景土壤，誰都無法左右。我們倒不如換個角度，翻開這部《張掖對聯》，反而會慶幸，得益於陶琦君的不懈努力，讓我們從中看到了張掖這個絲路重鎮，與楹聯這個國粹藝術的美好交集，為我們開辟了一片屬於張掖的楹聯藝術園地。盡管上麵的林木算不得十分茂密，但一副副傳世佳作亦如一棵棵挺拔俊秀的嘉木，讓我們至今得以窺知張掖數百年來，楹聯文化之風貌。
在這片園地，我們不妨擷取幾株奇異的花木來一一品賞，也藉此來梳理張掖楹聯文化的大致特色。
一方麵是楹聯曆史積澱深厚，而題署楹聯最為“花木繁密”。楹聯有勝跡、堂署、場所、時令、題贈、戲謔、技巧及婚喪壽喜等諸多分類，大抵題寫或刻掛於某場所或建築、區域的楹聯，均可列為“題署”一類。或許是因為張掖獨特的自然與人文境況，其境內“甘泉觀魚”“祁連積雪”“黑河夏漲”“南湖春曉”“馬蹄靈湫”“古塔疏鍾”……處處都為兩行楹聯的特長發揮提供了用武之地，因此傳世佳作中，題署類最多。如大佛寺、馬蹄寺、提署花園等，都不乏名家精品。諸君可慢慢品賞，再不贅述。而我也仔細留意有關史料文獻，關於同日常俗事相幹的春聯、挽聯、壽聯、婚聯等，則鮮有傳世佳作。隻是在前人詩稿中見到一句“言書吉字春宜帖，門換桃新洗舊符”（《新修高台縣誌》），可知新春貼換桃符（春聯）的習俗在這裏早已盛行，但不知何因，卻少有作品被整理傳遞下來。這也給我們留下了今後可供繼續開掘的資源。
另一方麵是外來之作“錦上添花”，本土士人承傳有序。作為邊塞鎖鑰，張掖人才往來一度也很頻繁。楹聯文學興起於明代中後期，興於清，盛極於清中晚期，此時，西北相對閉塞，江南文風則相對鼎盛。一些仕宦文人通過履職、宦遊等各種緣由來到張掖，以楹聯為注腳，為推動這一絲路古邑的創作繁盛，貢獻了一臂之力。這一時間段，遊曆於張掖的外省名士如李漁、林則徐、蔡金台、廖樹蘅、潘齡皋、查之屏、陳澍、張坦議、於右任等，以及本省名士慕壽祺、巨國桂、黃文中、裴建準等，都曾有所作用。
例如被列入中國古代聯家“第一梯隊”的李漁李笠翁，這位清代江南文士的代表之一，也與張掖有著一段不可不提的邂逅。
清康熙年間，《紅樓夢》原型人物之一的靖逆侯張勇，曾在張掖任甘肅提督。當時朝中王公貴族，流行請名士為自己設計園邸。《鴻雪因緣記》曰：“當國初鼎盛時，王侯邸第連雲，意侈締造，爭延笠翁為座上客，以疊石名於時。”張勇也不例外，他不惜代價，請李漁千裏迢迢來到張掖，為其修建“一園”。此園亦名“甘園”，花泉疊石，經李笠翁巧手經營，為河西園林一時翹楚。隻是資料有限，未見當時所題之聯。近代張掖名士袁定邦在《張掖名勝古跡紀要》中寫道，“一園為提署之園，新中國成立前改稱甘園”。而在李漁若幹年後，湘人周達武、李壽芝仿照李漁所建“一園”，又在一旁修建“又一園”，“園廣約十餘畝，景色清幽，風光宜人”“閣中多名人墨跡”，園外有一聯：“問何人載酒而來，好山好水盡共詠嘯；助此地讀書之樂，一花一草皆是文章”。園中還有“坐風亭”，亦有聯曰：“在旁有橋，一水瀠洄新雨後；其形如笠，四圍空翠夕陽中”。我們可以通過“又一園”想見“一園”，風景應當如斯。熟知張掖的人都知道，張掖濕地遍布，有“一城山色半城葦”的說法。這恰為廊亭修造提供了有利條件，故而張掖諸多名勝聯中，圍繞濕地湖草著筆的聯語，最委婉動人，難怪於右任會說“轉到甘州開口笑，錯認江南”。
在這片水域，我們還可以找到“肖虹亭”的印跡，這也是提督署花園的一部分，或許某處階石正是當初笠翁遺物。清人廖樹蘅為“肖虹亭”題有三聯，曆來引用頻繁。一是“居延在北，祁連在南，四郡襟喉歸攬結；旅宿非舟，陸居非屋，三山樓閣浸虛光。”二是“樹搖蒼空，雲氣暗遮樓閣；園據綠水，月明如坐瀟湘。”三是“雄劍倚層雲，貔貅夜嘯天山月；大旗招落日，鼓角霜嚴敕勒秋。”這些聯文，上承邊塞詩詞的風脈，極盡絲路豪情，亦不失張掖這一“絲路明珠”有類於江南的風情。聯中“瀟湘”二字是寫實。作者廖樹蘅，字蓀畡，湖南寧鄉人，人稱“珠泉先生”，曾在清末追隨湘軍提督周達武來甘，後來回到故裏教書並辦實業，還曾做過陳寅恪父親陳三立的私塾先生。
從李漁，到周達武、李壽芝，再到廖樹蘅，一片水域，就衍生出不少動人的楹聯故事。這些故事同張掖的人文地理融為一體，共同成為張掖楹聯文化傳承至今的“文化基因”。同時，得益於古城張掖千年而來的文化熏染，又加之受到這些外來優秀文化“因子”的滲透、互動，乃至衝擊與交融，張掖本土也成長了一批在詩聯創作領域頗有建樹的名家。從有清以來的曹清、趙致中、白冊侯、袁定邦等，到今天陶琪、王洪德、何茂活、王躍農等，他們的“聯脈”，也是一脈相承的。
“張國臂掖，以通西域”，如今，借助一帶一路建設倡議，張掖的臂膀早已不止於通達西域。我們也慶幸，陶琦先生這部立足張掖楹聯文化的新著，能作為新時期張掖文化繁榮與發展的一臂之力，讓古老的楹聯藝術煥發出新的時代生機。忽然想改寫唐人陳子昂寫給張掖的一句詩，那不正是“邊地有芳樹，鶯聲又聽新”嗎？
戊戌立夏於皋蘭山下好聯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