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對聯的起源，曆來眾說紛紜。本文作者時習之先生通過翔實的史料、深入的分析、嚴密的推論，力求追根溯源、正本清源，這才是研究對聯應有的態度。
第一副對聯是什麼？我想這應該是學習對聯的“第一課”。10月25日20:00，我將在“搜韻”課堂通過“千聊語音直播+課後微信互動”的形式，試講一節對聯公開課，其中就有關於對聯起源探討、對聯發展流變、對聯特點分類、清代對聯名家等內容，希望從宏觀的角度與大家一起梳理對聯的相關內容。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關注搜韻公眾號：掌握對聯特點與發展流變，做好學聯第一步。這將是我一係列對聯課程的第一課，以後還將深入探討對聯創作的經驗和技巧，歡迎各位報名收聽，也期待大家幫助轉發宣傳。
本期編發的時習之先生文章，內容豐富、分析縝密，我所講的“第一課”便引用了其中的一些部分。當然，相比於這篇比較專業的文章，我的講述方式比較淺顯，畢竟要麵對許多初學者。但是淺顯的講述和專業的研究並不矛盾，這也是每個人學聯的人將來應該通向的道路，編發此文也代表了自己的一種態度。
01
梁章钜在《楹聯叢話》卷一“故事”中，第一條就寫著名的“餘慶”“長春”聯。文字不長，照錄在下麵：
嚐聞紀文達師言：楹帖始於桃符，蜀孟昶“餘慶”“長春”一聯最古。但宋以來，春帖子多用絕句，其必以對語，朱箋書之者，則不知始於何時也。按《蜀檮杌》雲：蜀未歸宋之前一年歲除日，昶令學士辛寅遜題桃符版於寢門，以其詞非工，自命筆雲：“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後蜀平，朝廷以呂餘慶知成都，而長春乃太祖誕節名也。此在當時為語讖，實後來楹帖之權輿。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
如果仔細分析，不難發現這一段話其實還包含著一些不太引人注意的信息。
首先，“楹帖始於桃符，蜀孟昶‘餘慶’‘長春’一聯最古”是梁章钜的老師“紀文達師” 即紀昀的觀點，而紀昀是清代乾嘉時期的大學者，據《清史稿·紀昀傳》記載，“（乾隆）三十八年，開四庫全書館，大學士劉統勳舉昀及郎中陸錫熊為總纂。從永樂大典中搜輯散逸，盡讀諸行省所進書，論次為提要上之，擢侍讀。上複命輯簡明書目。”可以說紀昀由於工作需要幾乎讀遍了當時所能找到的全部古籍（包括後來因為沒有收進《四庫全書》而失傳的古籍），“楹帖始於桃符，蜀孟昶‘餘慶’‘長春’一聯最古”這句話由他口中說出來，其分量是不言而喻的。以紀昀的博覽群書，以乾隆時期古籍之多，尚且沒有發現更早的關於對聯的記載，現在的幾個“專家”動不動就“發現”了，“突破”了，真是談何容易！
其次，“餘慶”“長春”一聯是出現在“蜀未歸宋之前一年歲除日”。查查曆史資料，可以知道後蜀歸宋是在公元965年（後蜀廣政28年，北宋乾德3年），由於陰陽曆的差別，其“前一年歲除日”實際也已經是在公元965年，距公元960年五代最後一個朝代後周的滅亡和北宋的建立已有5年之久。因此與其說這是五代聯，倒不如說這是宋代聯更符合事實。
02
梁章钜在《楹聯叢話》卷一“故事”中，第二條寫的是：
吳越時，龍華寺僧契盈，吾閩人也。一日，侍忠懿王遊碧波亭，時潮水初滿，舟楫輻輳。王曰：“吳越去京師三千裏，誰知一水之利如此！”契盈因題亭柱雲：“三千裏外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時江南未通，兩浙貢賦率由海達青州，故雲。時人稱為駢切。
梁章钜在記載前代對聯時，大多注明出處，但這一條卻沒有注明。其實這一條出於《五代史補》（宋陶嶽撰），內容是：
僧契盈，閩中人。通內外學，性尤敏速。廣順初，遊戲錢塘。一旦，陪吳越王遊碧浪亭，時潮水初滿，舟楫輻輳，望之不見其首尾，王喜曰：“吳越地去京師三千餘裏，而誰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契盈對曰：“可謂三千裏外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時人謂之佳對。時江南未通，兩浙貢賦自海路而至青州，故雲三千裏也。”
《五代史補》的記載與梁氏的記載相比有一些出入。其中特別重要的有兩點，一是《五代史補》明確記載時間是在“廣順初”，廣順是後周太祖郭威的年號（吳越王錢俶奉中原王朝正朔，不自用年號），即公元951—953年之間（廣順隻有3年），早於孟昶“餘慶”“長春”一聯10年以上，而且當時北宋還沒有建立，是真正的五代時期。二是《五代史補》隻說“契盈對曰”，沒有說“契盈因題亭柱”，就是說契盈隻是口說了一個七言對仗句，因此是聯是詩就大可存疑，說這是“最早的勝跡聯”也失去了有力的根據。
03
清人譚嗣同在其《石菊影廬筆識·學編》中曾有這樣的記載：
考宋（按：應是梁）劉孝綽罷官不出，自題其門曰：“閉門罷慶吊，高臥謝公卿。”其三妹令嫻續曰：“落花掃仍合，叢蘭摘複生。”此雖似詩，而語皆駢儷，又題於門，自為聯語之權輿矣。
譚嗣同在文中用了“考”字，應該是有所本的。元人《誠齋雜記》有類似的記載，或者就是譚嗣同所本（《誠齋雜記》多是輯錄前人文字，此條也當另有更早的出處），但內容有所不同，錄在下麵：
孝綽屏門不出，為詩十字，以題其門。曰：“閉戶罷慶吊，高臥謝公卿。”令嫻續之曰：“落花掃更合，叢蘭摘複生。”
元人作的《誠齋雜記》明說是“為詩十字”，而不是在門上題一副對聯。清人譚嗣同卻認為是聯，其理由是這樣兩條：“語皆駢儷”和“題於門”。其實這個理由是不充分的。隻要仔細分析，即使沒有《誠齋雜記》“為詩十字”的記載，也不難看出劉孝綽所題的不是對聯。因為文中並沒有說明“閉門罷慶吊，高臥謝公卿”這十個字是怎樣題在門上的。是寫在一張紙上貼在一扇門上的呢（這樣相當於貼了一張“請勿打擾”的告示）？還是寫在兩張紙上分貼在兩扇門（或兩個門柱）上的呢（這樣就是貼了一副對聯）？而這十個字是不是對聯的關鍵正在這裏。幸好有其三妹劉令嫻的續句，能幫助我們弄清這個問題。
如果劉孝綽的十個字是按第一種方式貼的，那麼劉令嫻是續在同一張紙上，結果形成了 “閉門罷慶吊，高臥謝公卿。落花掃仍合，叢蘭摘複生。” 這樣一首押韻的五言詩，是沒有問題的。如果劉孝綽的十個字是按第二種方式貼的，那麼劉令嫻就是在兩張紙上分別續上五個字，結果形成了“閉門罷慶吊，落花掃仍合；高臥謝公卿，叢蘭摘複生。”這樣每邊兩句的一副“對聯”，可是這樣還象對聯嗎？可見劉孝綽的十個字是不可能按第二種方式貼的，說這是“聯語之權輿”其實並不合適。
04
《世說新語》記載的陸雲與荀隱互相通名的“雲間陸士龍”與“日下荀鳴鶴”也常被認為是最早的對聯之一。《世說新語》的有關文字不長，先錄在下麵：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共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睹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騤騤，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弓強，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
從上下文看，陸雲與荀隱之間，共有兩個回合的對答，前一回合的對答形成相當工整的對仗，而後一回合的對答則毫不對仗。因此，與其把前一回合的對仗看作兩人有意為之合作而成的一副對聯，不如看作為了“勿作常語”而無意間巧合形成的一組對仗句，更接近事實一些。
05
目前在網上可以找到的被稱為“唐聯”的對聯，大概有三十多副。經過現實聯界和網絡聯界多人的考證，其中有一部分已經被否定。比如：
所謂的李泌對張說聯：“方若棋盤，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聘材，靜若得意。”其實是“賦方圓動靜”而非對聯，張說先示範，李泌依格式賦（見《新唐書·李泌傳》。
所謂的唐江夏王李道宗題江夏靈泉寺聯：“深山窈窕，水流花發泄天機，未許野人問渡；遠夜蒼涼，雲起鶴翔含妙理，惟偕騷客搜奇。”經考證，靈泉寺建寺在李道宗死後一百多年。
所謂的唐太宗李世民題晉祠聯：“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其實是後人集杜甫詩句而成的集句聯，不可能出於李世民之手。
所謂的鄭穀題鍾祥莫愁湖聯：“一片湖光比西子；千秋樂府唱南朝。”其實是清人題南京莫愁湖水閣聯（見《楹聯叢話》），而且“西子”是宋代以後對西湖的稱呼，唐人鄭穀也不可能寫出“一片湖光比西子”的句子來。
另有一部分其實是作者（或他人）的詩文，即使後來被人用作對聯，也並不可以稱作唐聯。如所謂的李邕題太平公主南莊聯“流風入座飄歌扇，瀑水侵階濺舞衣”，杜牧題漢陽渡口聯“殘燈明市井，曉日辨樓台”，陳蓬自題居所聯“竹籬疏見浦，茅屋漏通星”，駱賓王題杭州西湖韜光觀海聯“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駱賓王對宋之問聯“岩邊樹色含風冷，石上泉聲帶雨秋”，王感化題怪石聯“草中誤認將軍虎；山上曾為道士羊”等，都是收入《全唐詩》的詩句，而所謂顏真卿手書聯“人心無路見；時事隻天知”則是其《奉命帖》中的文字。
從以上這些例子不難看出，現在的某些“專家”們在“發現”和“突破”時是多麼浮躁，多麼缺乏嚴謹的科學精神。
06
探討對聯起源問題，其實也就是探討對聯發展史，應該屬於曆史學的範疇，因此不能離開曆史學的方法。對於某個曆史事件或曆史人物的確認，如果沒有可靠的實物（比如出土的遺址、甲骨文、竹簡、青銅器、石刻或者傳世的文物等等），至少應該有當時人或稍後時代人的文字記載，而且不能是孤證。如果隻有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後的單個文字記載，而沒有其它可以佐證的史實，是不能確認為曆史的，正如我們並不將盤古氏開天辟地看作曆史一樣。
而目前某些“專家”們“發現”的相當一部分“唐聯”所依據的就是諸如清代的地方誌和家譜、現代的“地方文史資料”和報紙，甚至某位老人的口述，而且全部是孤證。初步統計了一下，在目前這些“唐聯”中出於地方誌的有8副，出於家譜的有2副，出於地方文史資料和報紙的有4副，出於老人口述的有1副，加起來幾近總數的一半，其可信度是非常值得懷疑的（其中就包括本文第五節所記已經被否定的“唐聯”）。在沒有其它足以確認的事實相佐證之前，還是不要迫不及待地把它們認定為“唐聯”的好。
07
文學史上一個新的文學體裁的出現，和生物進化史上一個新的物種的出現應該是有其共同之處的。一個新的生物物種的出現，需要有適合其生存的自然條件，應該是有足夠數量的種群而不是單一的個體，代表其新物種的特點應該能夠通過繁衍一代一代地遺傳下去。
如果用這樣的觀點來看對聯，那麼西晉的“雲間陸士龍，日下荀鳴鶴”不能算對聯，梁朝的“閉門罷慶吊，高臥謝公卿”也不能算對聯。道理很簡單，就如同某一隻古猿偶而直立行走了幾步不能算人類起源，白虎不能算虎的一個新亞種一樣。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律詩還沒有出現，除了駢文，還沒有必須使用對仗的文學體裁；在實用方麵也沒有人們在各種建築物的門上、柱子上、牆上張貼或懸掛對偶句的任何記載；而關於類似上述那樣的單獨使用對仗句的記述在當時和稍後一段時間內也極少見於史籍；因此說對聯的起源晚於魏晉南北朝應該是能夠站住腳的。
08
律詩在唐代的出現、定型和大發展為對聯的產生準備了極好的條件。唐代以詩取士，這就象如今的高考指揮棒一樣，迫使無數的讀書人去學習作詩，可以說唐代的讀書人無不能詩。
由於律詩中間兩聯必須對仗，為了學習作詩，對課應運而生，大量的對仗句作為對課的作業而單獨存在；在作詩的準備過程中，靈感來時的佳句被即時書寫下來，相信在李賀的錦囊裏，以對仗句形式存在的詩句一定占了相當的比例；在律詩的創作過程中，單獨對頸聯和頷聯的長時間思考也並不鮮見，例如賈島的“推敲”之句，“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正是對這種情況的一個寫照；在欣賞律詩的時候，人們也會單獨挑出其中最出色的一聯來，張說對王灣“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聯的欣賞，顧況對白居易“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聯的欣賞就都是如此，這些被單獨挑出來欣賞的佳句也會脫離全詩而單獨流傳（張說就曾把王灣那兩句“手題於政事堂”）。
雖然這些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單獨存在的對仗句在形式上已經具備了五、七言對聯的一切特點，但它們仍然是詩而不是對聯，就象我們不能把蝌蚪與青蛙分成不同的物種那樣。但正是這些大量獨立存在的對仗詩句，為對仗句的單獨使用孕育了條件，對聯就象足月的胎兒是必然要瓜熟蒂落的。隨著對仗句一次又一次被偶然地單獨使用，對聯的出現就成了一種必然（有些酒令也是單獨使用對仗句的另一種形式，本文不擬對此作進一步的探討）。把中唐到五代時期稱作對聯的萌芽時期，應該是比較合理的。
09
事物的發展都是從簡單到複雜的，對聯的發展也不能例外。從單句聯到多句聯，需要一個必要的發展過程。多句聯不可能早於單句聯出現，甚至不可能與單句聯同時出現，就象在哺乳動物還沒有出現的地層裏不可能發掘出猿人化石一樣。
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使沒有事實能夠證明靈泉寺建寺在李道宗死後一百多年，所謂的江夏靈泉寺聯“深山窈窕，水流花發泄天機，未許野人問渡；遠夜蒼涼，雲起鶴翔含妙理，惟偕騷客搜奇。”也不可能是與李世民同時代的江夏王李道宗的作品，除非主張者能夠證明了早在隋代甚至南北朝就已經有了相當數量和相當水平的單句聯和兩句聯（事實上目前可以見到的北宋聯中就幾乎沒有兩句聯）。
據於同樣的理由，所謂的林嵩自題草堂聯“大丈夫不食唾餘，時把海濤清肺腑；士君子豈依籬下，敢將台閣占山顛。”也十分可疑，更何況所依據的僅僅是一部清代嘉慶版的《福鼎縣誌》。
10
在明清時代，對聯得到了很大的發展。那個時代的人們從小就看慣了門上、柱子上、牆上到處都張貼或懸掛對聯的情景，多數人自然就會形成“對聯古已有之”的思維定勢。這一點從明清人所寫的前代小說中可以得到印證。
吳承恩在《西遊記》中描寫鎮元子的五莊觀“二門上一副春聯”是“長生不老神仙府；與天同壽道人家”，這是寫的唐太宗貞觀年間的事。李汝珍在《鏡花緣》中描寫小蓬萊泣紅亭有對聯是“紅顏莫道人間少；薄命誰言座上無”，這是寫的武則天改唐為周時期的事。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描寫探春房裏有顏真卿所書“煙霞閑骨格；泉石野生涯”一聯，這是說的顏真卿在世時期即唐中宗景龍三年(公元709年)至唐德宗貞元元年(公元785年)之間的事。施耐庵在《水滸》中寫到江州潯陽樓門邊柱上有“世間無比酒；天下有名樓”十個大字，這是寫的北宋宣和年間的事。北宋雖然已經有對聯，但還處在一個逐步普及和逐步增加對聯種類的時期，商家使用對聯還沒有見於正式的記載，這一點從沒有人在大量的宋代話本中發現對聯，也沒有人從《清明上河圖》中發現對聯可以反證。
從以上的例子不難看出，明清時代的人大多數對於對聯起源於什麼時代是不甚了了的（除非是對此作過專門研究的），而一般地方誌的作者特別是縣級地方誌的作者其學問見識還遠在上述幾位大作家之下。因此單純地依賴明清時期的地方誌來“發現”幾百上千年前的古代對聯是極其危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