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俞國林先生點校的《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忽然想起一副曆史悠久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讀罷厚厚兩大本日記，深感這副對聯不僅是這部日記形象、生動的寫照，也是這部日記的作者精神世界和人生經曆形象、生動的寫照。

鄭天挺先生是著名曆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戰前曾長期擔任北京大學秘書長。全麵抗戰爆發後，他與學校同人困守北平四個月，後北大師生南下，他亦經天津，香港，入梧州，取道貴縣、柳州、桂林、衡陽而抵達長沙。為了繼續學業，他的五個子女則全部留在北平家中。這期間，他先後任教於長沙臨時大學和西南聯大曆史係，不久，又擔任了西南聯大總務長兼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副主任等要職，教學、研究既不輟，並主持繁雜的校務、教務等工作。

鄭天挺（左）與胡適（中），攝於1948年

（圖片來自網絡）

鄭先生的這部日記，就從他抵達長沙後的1938年1月1日開始，直到抗戰結束回到北平後的1946年7月14日結束。這些日記，其起訖時間，幾乎與西南聯大的八年堅守相始終。與我讀過的，以極簡著稱的《徐世昌日記》相比，鄭先生這部日記可謂精細而周詳，所記包括家務、親情、交友、出遊，以及大量有關校務的事件和處理措施，讀書、治學、授課、研究的細節，堪稱一部治校、治學、治生的全景記錄，亦是研治聯大曆史頗具獨特價值的史料。

這是當代中國所經曆的不同尋常的八年。對一個深具家國情懷的知識分子來說，山河破碎，國難當頭，正是他們憂國憂民、報效國家的時候。鄭先生在日記中就曾這樣表示：“平生以天下自任，當此多難之會，進不能運籌帷幄，效命疆場；退不能撫緝百姓，儲備軍實。而乃煙瘴萬裏，紀霧曉征，外蒙卻懦，內負胸臆，果何為哉？雖曰聚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以為悠遠之圖，此宿師大儒之事，又豈區區所可僭越者乎？”鄭先生的這番話是有一點悵然若失的意味在其中的。他在另一日還寫道：“自國難日急，學者好讀遺民詩文，餘則主讀中興名臣集，以為遺民詩文固可以激勵正氣，而中興名臣之所作，於激勵正氣外，兼可以振發信心。當千鈞一發之際，不有匡濟之術，烏可以複興哉？”由此亦可想見鄭先生當時迫切的報國之心與憂國之情。

《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

鄭天挺 著  
中華書局出版

當然，作為一個學者和教師，他的家國之憂思，是要體現在學術研究和教學活動之中的。他清楚得很，抗戰建國的重任最終總要由這些學而有成的青年學子承擔起來。而囊括了中國當時最優秀的三所大學——北大、清華和南開的西南聯大，則無論師生，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所以，辦好這所大學，不僅是為抗戰凝聚精神力量，更是為了戰後建國培養、儲備人才。從日記中我們看到，鄭先生為了學校建設、教書育人，傾注了全部心血，很少有午夜十二時以前就寢的，有時上床後還要讀書一小時。他每天“入校治事”，去處理那些複雜、繁瑣的日常事務和人際糾紛，不勝其煩；但並未影響正常的教學，即使是在跑警報期間，仍然見縫插針，盡量不耽誤學生的學業。他不僅按時授課，耐心輔導，更利用晚間空閑時間，讀書、備課、命題、判卷，而且，學有心得，便作為文章，盡可能地貢獻更多的學術成果於社會。而學生中的厭學情緒，對政治活動的過分熱衷，以及對學術“無大興趣”，都讓他憂心忡忡，坐不安席，並在日記中多次提及。他很清楚，當國家麵臨生死存亡之際，大學是無法獨善其身，專注於學術的。而另一方麵，他也注意到，戰時特殊的環境，以天下為己任的時代氛圍，也為這些知識精英走出象牙塔般的書齋，融入更廣闊的社會生活創造了條件，從而引起一代學風的變化，造成一種剛健樸實的學風。

鄭天挺先生是個學者，也是個書生，在他的生命中，讀書占據十分重要的位置。早在南遷昆明之前，他就在日記中寫道：“此次南來，決意讀書，以事務相強，殊非所望。”但事實上事與願違，盡管他一再婉拒、推脫，仍然被安排了很多事務性工作。這樣一來，讀書就被擠得邊緣化了。為此，他顯得十分不安，在日記中他曾寫道：“自移居校中，終日棲棲遑遑，未讀一書，未辦一事。翻檢射獵，不足稱讀書也。工匠市儈之周旋，起居飲食之籌計，不足稱辦事也。常此以往，真成誌氣消沉之人矣。”應對的辦法，是為自己製定詳細的讀書計劃，不僅規定讀什麼書，而且規定何時讀完，每天讀多少頁。如果有一天沒有完成預定的計劃，還要找時間補上。這也是他潔身自好，律己甚嚴的一種表現。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他在日記中自責，有一天他寫道：“餘自去年稚眉夫人歿，立誌不打牌，少買書，以二者夫人嚐相諷戒也。一年來牌已絕，而無用之書尚未能不購也，更記之以自警。”生活中，他的確不再做“麻將之戲”。偶然一次，因不忍掃朋友之興，“打牌竟至通宵”，他便在日記中痛責自己，上綱上線。

鄭天挺1939年留影（圖片來自網絡）

鄭天挺先生是一位曆史學家，他的日記也體現了一個曆史學家應有的嚴謹細致。無論是在長沙、桂林、蒙自、昆明，還是大理，每到一地，他都會詳細記錄當地的風土民情，生活細節，甚至定期記錄雞蛋的價格，為那個時代的日常生活保留了一份真實可信的記錄。實際上，關於物價、薪資、補貼方麵的記載，詳實而細密，是研究抗戰期間經濟史的第一手材料。其中關於日機轟炸，教授、學生跑警報的記載，包括時間、地點、方式、人物諸要素，亦是研究抗戰史的珍貴素材。這些細枝末節的記述，曆曆在目，生動有趣，讀來深為那一代學人的精神品格而感動，並心向往之。

日記中記載最多的，還是鄭先生與眾多學人的交往。梅貽琦、蔣夢麟、陳寅恪、馮友蘭、湯用彤、傅斯年、潘光旦、董作賓、陳雪屏、錢穆、姚從吾、葉企孫、賀麟、雷海宗、林徽因、金嶽霖、羅常培、聞一多、梁漱溟，等等，不勝枚舉。今日治近現代學術史、教育史、文化史者，無不可以從鄭先生的日記中得到線索，得到啟示，或可鉤沉出不少“交遊考”，以補正種種史事之不足。尤其是所記與陳寅恪的交往，為還原陳寅恪在西南聯大的生活場景提供了許多鮮活的材料。而陳寅恪在隋唐史研究方麵對他的幫助，尤讓他刻骨銘心。從這些學人的交往中，可見一代學人的心路曆程和知識分子的卓然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