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經的關注

  “對聯學”，這是一個既屬於“宏大敘事”，同時也需要綿密的細節予以填充、新穎的發現予以完善的浩大工程。筆者在二零零五年動筆撰寫《對聯通論》時，曾經與之不期而遇。按照最初的設想，該書本是一冊高校選修課教材，不虞寫作之中走了樣，省去了大眾化的練習題，融進了較多個人思考，於是索性改名，由為教學服務的《對聯教程》變成了供科研閱讀的《對聯通論》。這是一次關乎“對聯學”構架的改名，承載著筆者野人獻芹式的誠懇與努力。就該書內容而言，也確乎顧及對聯學科的許多方麵。其中，自以為差強人意的地方有：

  1、在探討對聯曆史時，加上了其他書籍尚未涉及的連珠和明清格言小品。專列一節，對對聯史上“第一副對聯”進行了辨正，捍衛了忠於曆史本相的學理精神。首次提及對聯網絡，包括“聯都”“中國楹聯聯壇”等知名網站以及時習之等成名於網絡的對聯專家。

  2、在探討對聯分類時，既引用了他人的研究成果，又堅持自己先前提出的看法：從文學角度，將對聯分為文學性對聯和非文學性對聯兩種；從書法角度，將對聯分為書寫型對聯和非書寫性型對聯兩種。最後，還附上《詩鍾》一節，以作為“大對聯”概念的見證。

  3、在探討對聯格律時，對《聯律通則》（試行稿）的某些提法提出異議。首次正式提出變格———平仄不相間問題，並以一節的篇幅進行微觀研究。

  4、在探討對聯辭格時，舍棄參考現有修辭學分類的思路，按照辭格在聯作使用中頻率的不同，將全部辭格分為通用辭格和特殊辭格兩類。

  5、在探討對聯創作時，始終堅持尊重曆史、關合當下的原則。首次介紹了尚未引起聯界注意的“守製聯”，首次提出“副春聯”概念，對“冥壽聯”等罕見聯種也進行了剖析。專門討論了對聯創作中借鑒其他文體（近體詩、駢文等）和模仿語體（白話文、文言文）的問題。

  6、在探討對聯書法時，聯係中國建築尤其是民居的演變，首次提出楹聯與語境的話題，從而與某些一味重複書法常識的作派拉開距離。

  二、當下的問題

  盡管筆者力求寫出屬於自己的思考和發現，奈何囿於學術水平和科研時間，在《對聯通論》的整體布局上，自以為沒有超出常江、餘德泉等先生的著作框架。這一點，從該書章節名稱上即可看出：“溯源與沿革”“特性與類別”“格律與辭格”“聯作與聯墨”。

  二零一四年，“現象寫作”研討會在西安順利召開，曾經令人焦慮不安的“對聯的文學性”研究因此而告一段落。從此，筆者終於有時間、有條件直麵常江、餘德泉等老先生的對聯學以及劉太品先生的對聯文化學等框架性議題了。下麵，擬談幾個具體問題。

  1、對聯的學科歸屬

  “楹聯習俗”，是一個由一係列單元動作組成的活動。就操作者個體而言，隻要他通曉楹聯習俗，會撰寫，懂張貼，一切也就一氣嗬成、順理成章了。但是，如果要像自由文學界視文學為一種活動那樣，對楹聯這個藝術活動的各個環節進行“掃描”，並將其學術化、理論化，其結果自然就繁複不一了。這裏，至少涉及撰寫（文學）、書寫（書法）、貼掛（園林建築）三個單元。如果加上對聯學習、對聯編輯、對聯譯介，則又涉及教育和傳播兩個領域。而且，楹聯“撰寫”這一單元，通常又被進一步細化。

  雖然筆者理解和支持“對聯學”自身的建構，但同時也關注“對聯學”與現實的“對接”。具體說來，即“對聯”（楹聯）在現代教育（學術）體係中位置如何？屬於什麼學科？為了取得合適的名分，對聯界能夠做些什麼？

  二零零四年，筆者在《關於對聯的文學性及其他》一文裏提及對聯與民俗、與民間文藝的關係，中國楹聯學會（文藝社團）與中國文聯（名義上的人民團體，實質上的管理機構）的關係。十二年過去了，對聯在現代學科格局中的尷尬處境並未從根本上改變。以高校、社科院係統為例，除去在課題立項、論文發表等環節上的公開歧視外，就外在形式而言，就有兩個事實表現：

  一是申請對聯課題、申報對聯獎項時，學科欄目填表讓人躊躇，不知該填哪一個名稱，是“古代文學”“民間文學”“各體文學”或者其他？

  二是在“知網”和其他網站上發現，以對聯（楹聯）研究為畢業論文選題的碩士生、博士生，其專業、研究方向五花八門，在招生簡章上明確掛著“對聯學”研究方向的隻有魯曉川一個，而且原文還是“對聯學與民間文藝學方向”，並非對聯界想象得那般純粹。

  當然，這個問題的存在也不能完全歸咎於對聯界，教育部《學科門類、一級學科目錄》（二零一一年版）可謂“病源”之一。“楹聯習俗”經國務院批準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為此，對聯界曾經歡欣鼓舞。然而當我們按照“習俗”這個特征線索來查檢《學科目錄》時，則會發現：其中“零三法學（學科門類）———零三零三社會學———零三零三零四民俗學（含：中國民間文學）（二級學科）”的設置，其實並不合理。按照這個設置，“民間文學”屬於“準”二級學科，地位似乎很高，比通常掛在“零五文學（學科門類）———零五零一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零五零一零一文藝學”（二級學科）下的“民間文藝學”還高一到半級。但事實上，“民俗學”屬於社會科學，而對聯則偏於人文科學，後者通常是中文係師生的研究對象。不妨設想一下，在現代文明社會，假如抽去“對聯文本”（文字、文辭、文學）這個“根據地”“出發點”，所謂“楹聯習俗”的存在理由和研究空間究竟還剩多少？

  據胡樂樂《開設“國學教育”專業須厘清什麼是國學》（《光明日報》 二零一五—零六—二三）一文透露，現在某些高校躍躍欲試，擬辦“國學教育”本科專業。如果此事成真，或許有助於“對聯學”學科身份的界定。

  不過對聯界並非隻有“借東風”“搭便車”一條路可走，我們也可以主動出擊，有所作為。想當年，在套用西式體係而來的中國現代學科裏，並無“書法學”的立足之地，但經過中國美術學院、首都師範大學等高校的不懈努力，中國不僅有了書法學碩士、博士，連本科都有了書法專業。對聯界一直都在高喊：對聯與書法一樣，為其他民族所闕如。既知自己屬於文化“珍稀動物”，為何不利用中國楹聯學會與中宣部的親密關係，對握有生殺大權的教育部“隔空喊話”，讓他們出麵解決現實問題呢？

  2、關於文體歸屬

  民國時期出版的《楹聯作法》有雲：“楹聯為韻文之一，雖字不多，而其聲調讀之頗覺暢喉湊口，無絲毫聱牙之病。”這裏雖然涉及對聯屬性，卻也不過是附帶之筆，作者所謂楹聯之“韻”，應該是指平仄而言。與之不同，常江先生在《對聯知識手冊》裏則特別指出，對聯在類屬上屬於“韻文”。其後附議者甚多。有的專家還順藤摸瓜，舉出南北朝時的文學理論巨匠劉勰的意見。

  據筆者所知，劉勰所謂“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在如今的學術界有著不同的解讀。劉勰討論的重點應該是文學文和雜體文的區別，可惜他用的是古人了了、後人難定的“韻”的概念。在筆者看來，即便劉勰的所謂“韻”是一個廣義所指，即包括講押韻、講平仄、有節奏中的任一個，在混沌思維不斷被分析思維所代替的現代學術視域下，它也不免有粗糙不精之嫌。

  王力的弟子郭錫良領銜主編過《古代漢語》（上下冊），其中《古代的文體》一節寫道：“中國古代文體，按照語言形式的不同，可以分為三大類：第一、散文；第二、韻文；第三、駢文”。郭錫良等人的這種分法，將對聯、詩鍾等古代文體排斥在外，其學術視野自然不夠開闊。但他們對駢文的認識則比較細致和明確：“說是散文吧，它又講究平仄和對仗；說它像詩歌吧，卻又不押韻，所以隻好自成一類。”

  筆者受此啟發，對前者稍加改造，將古代文體重新分為三類：第一、散文；第二、韻文；第三、對文。這裏所謂對文，指的是講究對仗的文體，包括駢文、對聯、詩鍾等。

  筆者不很清楚，那些持“對聯屬於廣義的韻文”意見者，是否有策略上的考慮，即靠近詩詞，爭取體製認領？然而，不管怎麼說，在現代漢語學科視域下，如果按照語言形式的不同進行劃分，對聯隻能屬於非韻文，這是確定不移的。

  3、關於“對聯創作獎”和“梁章钜獎”

  獎勵是一種激勵，也是一種總結。對於對聯創作和研究，獎勵可以起到催化乃至導向作用；對於對聯史，獎勵甚至可以起到暗中改寫的作用。

  一九九零年代的對聯界，發表作品、發掘文獻風靡一時。一時間“一報一刊”頗為紅火，作者、讀者人數持續增長。一九九四年出爐的第一屆“聯壇十秀”，方克逸、石中才等人憑借創作，劉作忠、劉福鑄等人憑借文獻整理而獲此榮譽。雖然榮譽稱號不等同於獎勵，但也能夠映射出當年聯界的風潮動向。

  到了二零零零年代，這種風氣就被征聯參賽取代了。聯作者們看好的不僅是紅彤彤的證書，更有白花花的銀子。尤其到了二零一零年代的今天，如果你還從未獲過對聯大賽獎，如果你的對聯從未變成楹聯，即被書丹（刻板）懸掛，那麼，你可能羞於對外宣稱自己是聯界中人。其中，靠真才實學者有之，靠投機取巧者有之。互相模仿太多，讓多次擔任評委的劉太品發帖批評；直接抄襲太過，惹得聯都網站的版主們掛起“抄襲家”們的大名、聯係方式以“示眾”。

但筆者這裏想指出的，還不是投稿者和獲獎者的手段問題。征聯與參賽，對於對聯創作的繁榮和對聯效應的擴散，固然有其積極一麵，但也有著與生俱來的“淺俗”和“媚俗”特性。簡言之，拒絕生活的驗證和思想的投入，專注政治的“正確”和詩意的表現，這才是問題的根本。筆者有時在想：如果孫髯翁生活在當下，他的充滿個性色彩、不乏悲涼情調的《大觀樓聯》能否被社會認可、被刻板懸掛，一定還是一個未知數吧？

  正是在這種語境下，筆者格外關注中華對聯文化研究院一年一度的“中國對聯創作獎”。該獎並不限於獲獎聯、參賽聯，而是兼容並包，百花齊放，代表了當下中國對聯創作的真實生態。其中，有讚美新興旅遊區與展示正統意識的，也有抒發思古幽情與感喟生活變遷的。隻是這個獎項也有兩個缺憾：一是與另一個年度獎、由中國楹聯報社實際操辦的“對聯中國”獎相比，該獎門檻較高，授獎麵不寬；二是與中華詩詞學會“華夏詩詞獎”（兩年一評）相比，該獎還不是所謂專業最高獎，其主辦單位還不是所謂國家一級學會。

  於是，這裏便引出中國楹聯學會主辦的“梁章钜獎”話題。“梁章钜獎”是以清代對聯作家、古代對聯文獻之集大成者梁章钜之名命名的。按照這個邏輯，該獎應該是一個專業獎，即主要針對對聯創作和對聯學術而設立的。然而，已然的事實與我們的想象並不完全一致。該獎一則拖遝不定，第一屆頒獎在二零零七年，第二屆頒獎在二零一四年，間隔時間未免嫌長；二則對於授獎對象的定位不夠準確，它不是以某部具體作品（集）論高下，而是模糊地考察人的能力和成績，甚至演變成社會上流行的“表彰先進工作者”；三則評獎機製不盡科學，評獎過程不盡透明，即便作為“先進工作者”，某些獲獎“聯官”也是明顯實力不足，此外“提名獎”的設置及其龐大的人數也是一個問題。

  針對以上種種，筆者在此暫提三點意見。第一，認清形勢，從嚴治“獎”。以中國楹聯學會的實力而言，在中國文聯這樣一個體製框架內，是無法比肩十三個帶“中”字頭的“協會”的。看看那些“協會”的獎項：“魯迅文學獎”（中國作協，省部級單位）、“中國書法蘭亭獎”（中國書協）、“中國戲劇梅花獎”（中國劇協）、“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中國民協）……不少都是“經中宣部批準，與中國文聯聯合設立的國家級文藝大獎”。當下“梁章钜獎”首先要做的，是借鑒姊妹獎項之長，補齊自己的短板，特別在健全評獎機製方麵下功夫。如今地方學會和新媒體也都雄心勃勃，擬設和已經設置了“曾國藩獎”、“劉爾炘獎”、“彭玉麟獎”等諸多對聯獎項。作為最早設獎且帶國字號的“梁章钜獎”，必須去屙除弊，自我振作，而不是反落人後，功敗垂成。第二，為使“梁章钜獎”成為名副其實的對聯專業獎，同時保護“對聯活動家”等楹聯活動參與者的積極性，不妨考慮實行分流製。如同中國作協在“魯迅獎”之外另設“茅盾獎”一樣，建議中國楹聯學會也增設一個“魏傳統獎”。與主要包括文獻整理獎、理論批評獎、創作獎等的“梁章钜獎”不同，“魏傳統獎”獎將包括活動組織獎、傳媒管理獎、楹聯書法獎、楹聯建設獎、教育獎、編輯獎等。如果認為其中的“活動組織獎”僧多粥少，無法滿足需要，也可采取其他補充形式，對真正有功於楹聯事業的“楹聯活動家”們致敬致謝。第三，舊體詩詞已被“魯迅獎”接納，而對聯界對此似乎無動於衷。我們高聲喊出“下一個文學高峰是楹聯”固然不夠理性，但也不必總是妄自菲薄。在對聯創作已經今非昔比的新形勢下，嚐試與中國作協接觸，探討對聯作品融入新文學評獎體係的可能性，可謂不無意義；即使碰壁，至少也讓對聯界認識到自己的問題所在，也算得上是一種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