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市“吳山清風廉政文化教育專線”教育點——阮公祠內懸掛有一副楹聯：“學如逆水行舟，稍縱即逝；心似平原走馬，易放難追。” 此楹聯由清代名臣阮元書寫，本為“日圖自振”，如今觀之，亦可謂以傳家風。

　　

　　在講述故事之前，我們先來了解一下書寫人——阮元。

　　

　　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號雲台、雷塘庵主，晚號怡性老人，江蘇儀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進士，曆任禮部、兵部、戶部、工部侍郎，曾任山東學政、浙江學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撫及漕運總督、湖廣總督、兩廣總督、雲貴總督等職。曆乾隆、嘉慶、道光三朝，體仁閣大學士，太傅，諡號“文達”。在經史、數學、天算、輿地、編纂、金石、校勘等方麵都有著非常高的造詣，被尊為三朝閣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

　　阮元任浙江學政、巡撫期間疏浚西湖，修築海塘，創辦書院，頗有政績。清光緒初，浙人感其德，為立祠山上。該祠現存建築為光緒五年（1879）由重陽庵改建而成，位於杭州吳山瑞石山頂，占地320平方米。麵闊五間，硬山造，坐西朝東，通麵寬20米，進深11米，六架前簷廊式磚木結構。

　　

　　2007年阮公祠重修。今重修後的阮公祠，長長的石階直達門前，頗具氣勢。整個建築由兩側廂房、大殿及跨院偏殿組成。大殿麵闊五間，硬山造，坐西朝東，敞亮通透。大殿布置成中堂形式，中立巨幅阮元線刻像，前置幾案等。兩側壁間以四幅仿古絹畫描寫阮元在浙杭的主要事跡。並懸有阮元書法作品。另以展櫃的形式，陳列阮元的年譜、書法作品，以及各種版本的阮元的主要著作。整個大殿給人以清靜、高雅、簡潔的印象。

　　“學如逆水行舟，稍縱即逝；心似平原走馬，易放難追。”正是懸掛在阮公祠中。該楹聯撰寫於“辛巳春”，即道光元年（1821年）。整副楹聯核心為上下聯首兩字：一曰“學”；二曰“心”。

　　學

　　“學”字可以分為兩點——求學、治學。

　　學習的重要性，學問的分量之重，在古在今，可以說世人皆知。古人雲：“非學無以廣才，非學無以明識，非學無以立德”。作為胸懷宏誌的阮元，對於學習已經超越了“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鍾粟”的認識，而是把學習作為個人安身立命的需要，將學習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顯得更為重要和迫切，感歎“逆水行舟”之艱辛，“稍縱即逝”之短暫。不僅自己終身求學，活到老學到老，而且著書辦學，考究治學，傳教子孫後人。

　　求學

　　

　　“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對於求學的艱難辛苦，阮元從小就深有體會。

　　阮元在《先考湘圃府君先妣林夫人行狀》中講述了自己剛剛求學時的經曆：自己六歲的時候，開始離家就學，因為口吃，在讀《孟子》“孟施舍守氣”等章節時，總是期期不能上口，從學堂回來後，自己因為感到羞憤而哭泣。母親便在屋簷下安置一張矮桌子，對我說：“你坐下，不要著急，你跟著我慢慢地讀。”直到一天傍晚，突然理解了其中道理，於是背誦如流水一般順暢。後來，母親又將外祖父所選取的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四位詩人的詩文交給我誦讀，母親自己又親手書寫白居易《燕詩》、《示劉叟》等文章教授我習讀，同時教我“四聲屬對”的方法，所以自己在八、九歲的時候便能作詩。這並不是學堂裏老師教會的，而是阮元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下了更大的苦功練就的。

　　或許正是有感於此，阮元教育子孫後人道：“立誌宜思真品格，讀書須盡苦功夫。”

　　治學

　　不論從完善自我的角度，還是想成就一番事業來說。對於學問，都不能僅僅局限於求教，而是要學會“治學”。關於這一點，成就豐功偉業的阮元自然有他的獨特方法。不僅讀書自悟，而且教育時人，另外著刊傳世。

　　在讀書方麵，阮元創造了讀思結合、讀習結合、讀行結合的“四步讀書法”：句讀、評校、抄錄、著述。他把閱讀建立在認讀基礎之上，經過深入思考和熟讀記憶，達到形成自己的學術見解和主張，並筆之於紙，形之為文，或與同輩交流，或遺教後世。不但十分完整，符合一般由簡單到複雜、由淺入深、由表及裏的認識規律，而且將讀用結合起來，從而與當時八股式讀書區分開來，顯示出了它的科學性、建設性。

　　在教育方麵，阮元創辦了一批以“實用”為特色的學堂，如浙江的詁經精舍和廣東的學海堂書院。書院擁有一支學識淵博的教授隊伍，在所辦學堂中，阮元除了自己授課外，還延請當時的通學碩儒，如王昶、孫星衍等。由此吸引大批學子前來求學，培養出一批通經致用的人才。

　　

　　在著刊方麵，阮元博學多識、廣通精深。撰《十三經校勘記》、《經籍纂詁》、《皇清經解》一百八十餘種，專宗漢學，研究經學的人奉為科律；集錄清代天文、律算諸家作《疇人傳》，以章絕學；重修《浙江通誌》、《廣東通誌》，編輯《山左金石誌》、《兩浙金石誌》、《兩浙輶軒錄》等，刊印當時名宿著述數十家為《文選樓叢書》；並自著了《揅經室集》。“著作等身”不為過譽，功在其時，利在千秋。

　　心

　　“心”字同樣可以分為兩點——修心、正心。

　　修心養性，正心養德，自古及今，其理依然。古人雲：“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一生身居要職的阮元，更是深明其中的道理，深知心神“平原走馬易放難追”。

　　修心

　　修心養性，雅趣逸情。這是曆來文人士大夫追求向往，並願以樂此為終之事。阮元在修心養性方麵也值得後人學習。

　　在阮元的一生中，有一個人一直是他模仿的榜樣，這個人是唐代的大學者——白居易，因為阮元與白居易生日相同，阮元還特製一印章：“白樂天正月廿日生我與之同”。所以阮元在各個方麵都向白居易看齊，白居易注重養生，壽長年過“古稀”，阮元自然也學他注重修養身心。白居易四十歲時，白發初生，於是作了《白發》一詩，四十歲時，阮元步其韻，也作了一詩，詩中寫道：“人生四十歲，前後關壯衰。我發雖未白，寢食非往時。”表明阮元知道這時應當注意身體了。又考慮到自身政務、做學問繁忙，需要有好的身體，首要是“修心”，因此繼而寫道：“百事役我心，所勞非四肢。學荒政亦拙，時時懼支離。”所以阮元在他盛年之時，不是沾沾自喜於過往的成就，而是研究如何預防“老來得病”，防止自我心神“平原走馬”。

　　

　　在“人生七十古來稀”的年代，阮元能年過耄耋，終年八十六歲，同他愛惜身體，修心養性，有很大關係。而他的養生之道，亦應有家承，阮元的兒子阮福、阮祜，也都過了“杖國”、“杖鄉”的年齡。

　　正心

　　正心養廉，行善惠德。若說“修心”主要是自我身體的保養，那麼“正心”則是自我德行的修煉。阮元在其為官的生涯當中，十分注重自我的德行修養。在當年“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時代，為官半百載，作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員，足跡踏遍半個中國的阮元，卻一直堅守正心修德。最典型的故事要數阮元的“避壽”。

　　

　　阮元節操高雅，不好虛熱鬧，從不做生日。那時，四十歲是人生開始大做壽辰的年齡，阮元在生日這天，離開浙江巡撫衙門，到海塘工地視察，避免親友屬吏的祝壽。以後無論大小生辰都這樣過，所謂“每於是日謝客，獨往山寺”，作竟日之遊。因往山林，參觀古跡外，煮茶消遣，所以他把這一做法叫做“茶隱”。

　　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二十日，六十歲花甲大慶的日子，當時皇帝恩賜禦書“福”、“壽”兩字，身為兩廣總督兼廣東巡撫的阮元拜受後，卻跑出了總督衙門，來到撫院東院空無人跡的竹園中避客，煮茶作畫題詩。

　　他的“茶隱”，到八十歲休致在鄉時，仍不廢棄，在壽辰以前，就從揚州城裏搬到城郊的草廬中。阮元不僅自己不做壽，也不給自己的妻子孔夫人做壽，以避免他人趁此行賄。當年孔夫人生辰這一天，他為避客，便獨遊廣州荔枝灣。以此養家風之正氣。

　　“學如逆水行舟，稍縱即逝；心似平原走馬，易放難追。”簡短的一副楹聯，彰顯了阮元的家風。

　　阮元一生對“學”與“心”的“求治”和“修正”，是我們每一名黨員幹部學習的榜樣，更是每一位從政為官者行事的楷模！